关键词：新儒商   儒商精神   企业家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商文化和儒商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涵养着新时代商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刊邀请多位学者与企业家笔谈，分享他们对新时代儒商精神的理解与感悟。

——编者

新儒商是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

文｜晁罡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分运用中国的文化理念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已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殷殷期待。中国人包括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正变得更加进取自信、勇于担当、格局广大，一些企业尝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导入企业管理之中以解决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恰是情理之中的选择；如“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家国一体”“天下大同”等精神，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一些优秀企业家所坚持和运用。

      事实上，这些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从远古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论语》中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孟子》中的“舍我其谁”，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莫不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和家国情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根基和民族脊梁。历史上士大夫心怀文化使命和家国情怀，他们教化一方、治理一方、造福一方。如果说他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那么今天优秀的企业家同样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和家国情怀，教化员工、治理企业、造福社会，是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

      理论界应当更加及时地回应、解读时代的这种文化现象，既能更深刻地揭示当代中国企业变化的规律及背后的文化精神，更好地塑造时代的精神楷模，亦可引导更多企业响应文化自信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倡议，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儒商是一种价值观定义

文｜丁兴才

      “儒商”一词的形成其实很晚。相关资料显示，在宋元明清时逐渐有儒士出身者经营商业。明代的儒士认为，商业者除了赚钱以外还有更新的意义。如明代商人已用“贾道”一词，一个“道”字赋予商人更理性化的职业道德，这时的“儒”与“商”已经产生一定的联系。

      “儒”与“商”更接近“同道”中人是明清商人。那时候的士转行做商业，其实就是“弃儒就贾”。那些具备“儒魂商才”的工商业者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儒商”。士的事业在国，商人的基业在家；士不能“立功名于世”，还可以从商“齐家”。这里的“齐家”二字，出自《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明代山西商人席铭“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喊出：“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的豪言，相当于为士从商唤醒了一条“通道”。王阳明在传播“圣人之学”时强调“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商贾如果在经商时“尽心”，其所“业”绝不亚于“圣人之道”。王阳明作为一代儒学宗师，以儒家理想社会的观点出发而托之于古，来肯定商人的社会价值，相当于针对新儒家伦理中士商之间的社会认识和模糊界线找到了“商人”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儒商。

       因此，“儒商”不是一个对于从事工商业者的专用词，而是对从业者的一种文化期待，精神赋予，是一种价值观定义，符合儒家伦理道德。■

作者系上海樽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儒魂”是基石  “商才”是方法

文｜方秋潮

      对于儒商的概念，我在几十年商海沉浮中，感悟颇深。以儒家文化为灵魂和指南，在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天人合一，这就是儒商。有深厚儒学修养和丰富的企业实践，广纳百家之长，吸收西方优秀知识为辅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领企业持续发展，这就是新儒商。

      精准定义儒商，是给广大工商业者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经商原则和方向。“儒魂”是基石，“商才”是方式方法，这两者是道与术的关系，两者缺一，则成不了儒商。成不了儒商，事业就难以长远，文化决定现在和未来，这是铁律。

     商海错综复杂，单靠儒家一家之说，尚有不足。所以，道家的超越世俗，柔软处世，以柔克刚，无为而治等等，在商业上大有作为；佛家的看破放下，清净自在，智慧精进，四大皆空等等，对商人也大有助益。至于墨法名阴阳等等流派及诸子百家，以及西方一些先进思想，其中也大有宝藏，都有其用，但他们只是辅助和补充，不是主体。儒家是核心主流文化，以一家为主，辅以百家之精华，则大业可成。所以，真正的儒商需要很深广的修为，实属不易，但既为企业经营者，儒商就是必走的光明正道。■

作者系广西秋潮集团董事长

新时代、新儒商与新商业文明

文｜胡国栋

     儒商是儒家伦理所塑造的具有“君子”品质的商人，是“内圣”（德，重义）而“外王”（商，谋利），或者说“士魂”而“商才”的企业家。在中国古代，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传统儒商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经世济民，谱写了雄财善贾、汇通天下、利赖九州的辉煌篇章，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东掌制、学徒制、身股制等丰富的管理智慧，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新时代需要新商业文明，也呼吁新儒商重构新商业生态。新商业文明的核心是从经济利润转向价值创造，从利己主义、零和博弈的竞争战略走向利他主义、和谐共赢的生态战略。新商业价值创造的重心从上下游企业间的价值链转移到多方互联的价值网，汇聚整合资源进行价值共创成为企业实现持续经营的新模式。儒商所注重的“敬天爱人”“和生万物”“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天下格局”等思想主张提供了重塑新商业文明的精神元素和历史智慧。从经典儒学和传统儒商的文化资本中挖掘新商业文明的伦理内核，并对其进行现代化诠释与创造性转化，建立企业儒学的治理、战略、组织与激励体系，重塑新儒商的角色担当与社会功能，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商业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

新时代儒商六大特质

文｜孔众

     儒商是儒学的文化基因与商业活动相适应、相协调的产物。新时代儒商至少应具备六大特质。

     大道与使命。企业的使命，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愿景和基本价值观，其源于企业家的实践认知和生命信仰，并贯注到企业的运营全程和员工全体。未来领先全球的中国企业，其使命必与中华文明复兴的光明未来融为一体：一方面，是儒商的高度觉悟与勇于担当；另一方面，是中华文明大道的滋养反哺企业。

     格局与战略。企业使命解决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企业战略解决企业发展的方向问题。企业基于使命制定正确的战略，前提是准确理解国家战略布局和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中华文明传统的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方法能提升企业家认知维度，帮助企业家准确理解国家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逐级细化的分区战略、产业政策等，保障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向而行，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一体互动。 

     智慧与创新。企业发展的基本价值在于创新，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需求和科学发展。当今世界，社会需求和科学发展两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二者皆能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衍生出极具战略价值的创新资源。

     赋能与管理。目前全球企业管理方法的主流是科学管理与制度管理：面对确定性，注重流程化与规范化，适用于大工业社会。随着企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管理方法越来越注重人性化、弹性化，尤其是人心的管理。儒家德治传统和礼治方法可为中国企业管理变革和创新提供极具启迪意义的经验和资源，极大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创造力。

     文化与品牌。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产品和服务在满足实用功能之外，附加的文化心理价值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产品和服务中注入文化附加价值，是提升未来中国产品（服务）品牌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点，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同时还关乎中华优秀文化的全球传播。中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价值的传统文化体现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获得中国品牌升级和中国文化传播的无尽资源。

     文明与传承。家族的延续与发展，必然依托所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孔氏家族正是依托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西方诸多的“老钱家族”，也是依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持续扩张。当前，中国家族企业需要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从中华文明复兴的大道中汲取文化营养与发展资源，内化为自己的信仰与使命，并由此优化企业决策、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优化企业传承的培养机制，以精神的“传”为财富的“承”提供基础建设和不竭动力。■

作者系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副会长、全国新儒商联席会议常务副秘书长

从传统儒商到当代新儒商

文｜黎红雷

     儒商自古有之。“富而好礼”的孔子大弟子子贡与“富而好德”的陶朱公范蠡，被后人尊为“儒商鼻祖”；“经商不损陶朱义，货殖何妨子贡仁”成为后世儒商的座右铭。明清时期，先后涌现出被时人称为“儒贾”“儒商”的社会阶层。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周生春教授认为：“传统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与传统儒商不同，当代新儒商是自觉地将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企业治理实践的现代企业家。这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新儒商是现代的工商业企业家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商贾”。第二，新儒商是现代企业的治理者而不仅是热心社会公益之事的“好人”。第三，新儒商是当代新工商文明的创造者而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如果说传统儒商是伦理型儒商，那么新儒商就是治理型儒商。新儒商的治理智慧起码包含以下九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的精神信仰，包括敬畏天道的信仰根源、孝亲法祖的信仰依据、爱人惜物的信仰实践。第二，德礼合一的管理文化，包括道之以德的人文教化、齐之以礼的制度规范、以道御术的运作方式。第三，义利合一的经营哲学，包括以义致利的经营目标、成己成物的经营途径、诚信为本的经营伦理。第四，拟家庭化的组织理念，包括亲如一家的组织氛围、教以人伦的组织教化、和则多力的组织目标。第五，修己治人的领导理念，包括修己以敬的领导修养、修己安人的领导过程、修己安众的领导效果。第六，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包括立德树人的育人措施、明哲善察的知人方法、任贤使能的用人原则。第七，和合共生的战略思维，包括和而时中的战略决策、合作共赢的战略举措、生生不息的战略目标。第八，博济天下的责任思维，包括与人为善的企业责任、泛爱大众的社会责任、万物一体的自然责任。第九，创业垂统的传承思维，包括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日新又新的创新精神、博厚悠远的传承精神等。■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

儒商精神的时代精髓

文｜李平生

     儒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当下，把握新时代儒商精神应该抓住其核心要素。一是讲求仁爱。仁的本质是爱，利他是儒家的最高境界。孔子曰“仁者爱人”。儒商始祖子贡、商圣范蠡经商受人赞誉是因为他们有仁爱之心。二是家国情怀。清末状元张謇践行实业救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张謇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要把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是义利融通。儒家经典《大学》指出：“仁者以财发身。”张謇是以财发身的典型仁者。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认为，“义利合一”原则正是儒家道德在工商领域的行动指南。四是诚信经营。俗话说，“精明不如厚道”，说明诚信是传统儒商的一种范式。对于新儒商而言，应该体现为“精明并且厚道”。老字号品牌第一特点就是诚信，如同仁堂、瑞蚨祥等。五是与时俱进。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是最好的传承。只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新时代，奔向新赛道。六是进退有据。既要积极进取把事业做到极致，又要见好就收留下未来空间。

     从特定意义上说，新儒商面临着代际更迭的三大课题。第一，如何赚钱？历代儒商留下了成功范例。第二，如何管钱？战国时期冯谖为孟尝君市义而助其翻盘再起，留下了难得的启示。第三，如何花钱？正反事例很多，大浪淘沙留下的是子贡、范蠡、张謇、陈嘉庚等人的千秋美名，以及历代慈善家的感人事迹，他们成功之后回馈社会，令世人敬仰。

       应该说，儒商精神的要素还有许多，如和气生财、知人善任、勇于创新、讲求质量、八方联络、团队合作、品牌意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合规守法，等等，但是上述六个方面构成了新时代儒商精神的核心要素，其他要素可以在此基础上生发。

总之，新时代的儒商，其理想状态就其个人而言，秉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情操，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实现自身财务自由，家庭幸福和睦，子孙茁壮成长，同时厚植家国情怀，勇担社会责任，达到“修身、齐家、富国、利天下”的境界，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

文｜李晓

        我们的祖先并非惟擅农耕、拙于工商。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创造过发达的工商业文化，开展过繁荣的国际贸易，其代表就是从中国出发、贯通亚欧非、扬帆两大洋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工商业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自成一脉的商业文化。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河水系的一脉支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田沃土孕育滋养的瑰丽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特质，塑造着商业文化的价值取向、事业追求、职业态度、行为规范、得失标准。商业文化以工商业者为传承主体，以行规业俗为载体，以金谷细务为对象，以国计民生为旨归，特别强调足履实地，格外注重行动实效，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舞台、经世致用之笃行原野。

        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换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专业化商业起源于夏朝后期。春秋战国之际，民营工商业空前繁荣，管仲、鲍叔牙、子贡、范蠡（陶朱公）、白圭、吕不韦等一大批士大夫出入商海，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思想水平和政治影响力。他们不仅在商界长袖善舞，也注重从理论上探究商业本质和规律，形成了研究工商业经济以“富国”“富家”的专门学问。孔子称这种专业知识和能力为“货殖”。《史记·货殖列传》集先秦与秦汉商业文化之大成，在世界商业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无出其右。秦汉以降，虽然历代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实际并非摒弃工商业，而主要是把利润丰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品如盐、铁、铜、酒、茶、醋、香药、矾等纳入官府专卖制度，服务于国家财政。事实上无论是私人著述，抑或历代正史《食货志》载录的官方政策，都主张工商业是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之相伴发展的商业文化也薪火相传，绵延至今。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经济成就，与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同频共振，相互激荡，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邦济世、富国裕民、利以和义、守信践诺等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坚定文化自信理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新时代新儒商之德智胆

文｜苏勇

        从文化知识层面界定，儒商是“有文化的商人”，是亦文亦商者，即“文人型商人”。从道德层面界定，儒商是“有高尚道德的商人”，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且在经商活动中能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文化与道德相结合的层面来界定，儒商既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又是有高尚道德和人文关怀的企业家。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从德、智、胆三方面赋予儒商新的内涵。

        新儒商之“德”。具有较高道德水准，本就是儒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新儒商，不仅自身要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做到“修己安人”，而且应该在企业经营中秉持良好的商业伦理。新时代的新儒商还要有高尚的情怀，践行社会责任，在经营好企业的同时，以自身力量为社会造福。尤其是当今世界提倡ESG，即企业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这三方面的责任，对此新儒商更应带头履行，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成为表率。

        新儒商之“智”。儒商之智慧，主要表现在经商之道上。能够成为儒商，在商业上自然应表现不俗，在企业经营中体现出高超智慧。在VUCA时代，各种不确定因素频繁突发，儒商更需要表现出高格局和大智慧。儒商要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经营更好地结合，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商业态势和挑战。就像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所说，儒家思想温文尔雅，商业竞争激烈残酷，如何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引导企业走向成功，非常考验企业家的智慧。方太集团在这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值得其他有志于成为新儒商的企业家借鉴。

        新儒商之“胆”。企业家精神主要概括为两点：创新和冒险——皆需要胆量。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新儒商之胆，包含胆识、勇气和创造力——都需要不断学习。企业家精神要创新和冒险，但不是盲目冒险，而是既要大胆，又要有很好的战略谋划，谋定而后动。一旦看准方向，就要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我在访谈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时，他就谈到在新疆投资300多亿元做重化工和光伏产业等，其中遇到无数困难，但他认定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坚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如今获得了可喜成绩。企业家的胆识，是有勇有谋，不断创新。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勇立潮头。

        儒商精神在新时代具有新含义。只有中西兼容，古今相通，不断学习，推陈出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儒商涌现，引领中国企业不断走向辉煌。■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儒商刍议

文｜王建宝

      何为儒商？儒是文化认同，商是职业分工。儒商是文化认同的“儒”与身份认同的“商”叠加而来的复合概念，是能够把哲学意义上的“知”与商业实践上的“行”合二为一的商人典范。在各大轴心文明中，儒家依靠自身的力量追求现世的圣贤人格，而不是来世的外在超越，以商业行为成功实践这一思想的人则被称为“儒商”。

      儒商何为？儒商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先秦子贡、范蠡，到宋明陆象山，再到近代张謇、涩泽荣一和陈嘉庚，儒商典范层出不穷。儒商所凝铸的精神内涵，在豁显成为其心灵积习的觉悟过程中，也正在开显出其全球意义。儒商精神至少有五个方面：明分工、通有无、反垄断、行公益、重生态。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儒商。儒商具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隐匿性；善由心生、成就现世圣贤人格和肯定并超越财富的特殊性。儒商也有其复杂性：回顾历史，先秦儒家重农不轻商，法家是抑商之源，皇权是抑商之流，汉及汉以后之儒对抑商推波助澜……

      如今，面对不同文明，新时代儒商应该能、也必然能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工商精英进行对话。■

作者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院长助理，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如何认识儒商研究的定位

文｜张雄

       儒商是中国历史上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殊群体，其商业气质和习俗深受儒家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诚信做事，有德性地做人”的商业精神。毋庸置疑，儒商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和哲学符号。学术界要梳理、寻找支撑中国巨大物质文明成就背后的精神文脉，中国儒商精神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这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重提儒学、儒商、儒商精神，不是回到一般意义上的儒学概念，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文化符号，上升到21世纪人类需求的整体精神资源的高度。被资本影响的世界，需要儒家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来整合。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过一个精彩表述：“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代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应当看到，当下我们研究儒商，进而引申到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符号的企业家精神，是要寻找一种能够代表中国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走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见解：经济发展必然受文化精神的内在驱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受新教伦理的驱动。但是，他认为中国无法催生现代市场经济，因为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离的，它缺乏来自内部的自我变革和否定精神。然而，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且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儒商内涵

文｜张应杭

   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认知迷障的彻底破除，也不仅是对全球化进程中现代化模式之中国创新的高度肯定，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出场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就商业文明的守正与创新而论，激活已有的儒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新儒商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语境下应运而生的。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来思考新儒商的内涵，至少应有三个维度的内容。

    一是天人之辩中的敬天立场，以及顺天、慎取、节用之德的涵养。从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感慨，“钓而不网，弋不射宿”的主张，到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告诫，体现的无一不是儒家敬畏天地自然这一立场的坚守。它有助于企业家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天人合一的一元论立场中真正确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

   二是人我之辩中的爱人立场，以及孝亲、贵和、崇义之德的涵养。孔子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被誉为道德黄金律（Golden Rules），是因为儒家在“我”与“他者”的关系处理上超越了视他人为异己之物这一西方文化的局限，有效地确立了人我合一的中华文化立场。孝亲的对象是最亲近的“他者”父母，贵和的对象是人际交往中特定的“他者”，崇义涉及的“他者”则最为宽泛，可以是商业往来中的见利思义，也可以是对陌生人的见义勇为，还可以是对家对国对天下的凛然大义，乃至舍生取义。它可以为企业家超越西方推崇的利润主义藩篱、培植必要的家国情怀，提供德性与德行的保障。

   三是身心之辩中的修身立场，以及知耻、克己、尚俭之德的涵养。在儒家经典《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理论中，修身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修身涉及的是身之欲和心之理的合一之道。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学金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感慨的正是修身之不易。正因为不易，才需要勉励而为、笃行不怠，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古代圣贤告诫的“德不配位”而招致失败。这一修身之道的践行，可以为企业家走出物欲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自我迷失提供清晰的价值观指引。■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学与企业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