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烨  李元旭

【内容摘要】本研究从中国特色管理文化基础观特征出发，建构相应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与启示，树立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文化基础观   文化自信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相比于中国企业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并没有取得与之匹配的成果，基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管理理论突破对当代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贡献依然欠缺。管理学领域也深刻地认识到，管理学理论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鲜有突破。回顾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管理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时代的进步推动、由实践的积累提炼的。伟大的实践孕育新的理论，伟大的时代召唤新的理论。中国企业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必然要求和促进新的管理理论产生，为推动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当代管理学理论的进步贡献智慧。

中国特色管理文化的特点

    对我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而言，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缺一不可，但二者应有所偏重。当前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矛盾不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新范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在企业管理领域的新阐释，而是要转变观念，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能力和手段。目前在管理理论研究领域，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本土管理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学界都还未能达成一致。

1. 用西方管理哲学“剪裁”中国管理情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的崛起，情境化研究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充分肯定。但是，由于对理论的发展与管理实践的关联性认识并不充分，中国管理学研究对此还未表现出相应的自信。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情境中已有的问题、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利用，演变为通过中国企业的实践对管理学理论有效性的验证，真正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理论提炼、研究阐释和方法论的归纳等有意义、有价值的贡献较为有限。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研究现有基础理论，却未重视其运用的特殊情境。如果说，我国管理学研究成果从基础理论、概念的测量，到研究方式的选取均与中国管理环境和组织情境不相关，即使研究方案严密，结论也难免遭到质疑，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类错误”，即用恰当方式处理了不正确的研究问题。情境化是指在对事件展开分析后，确定和考虑其在环境中最有价值的因素。组织情境的分析主要是分析我国社会关系与文化中带有特色与意义的要素，包括感情、人性、伦理等，能够深刻地说明我国特有的管理问题。

    进一步认识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必须搞清楚哪些是非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科学研究。第一，一味从国内情境检测外国模式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浮于现状描述，忽视了理论应用的特定情境，而且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第二，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科学研究并非为了利用国内管理与组织情境中某一样本来证明国外模式的合理性，而应当注重于探讨国内管理与组织情境的特点及其要素发挥作用的机理。第三，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科学研究并非简单翻译国外已有的测试文献，而应当针对具体的情境设置有意义并可行的衡量指标。

2. 专注于现有理论框架的验证与弥合

    以西方为主导的公司管理研究近五十年来获得了巨大进展，经过了大量的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界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清晰的公司管理理论架构体系。随着我国企业在国际上崛起，一些先进的公司管理经验被发掘出来，如华为；一批新的商业模式在技术驱动下形成，让西方的头部企业也开始模仿，如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要求其向微信学习。这一现象已经不是偶发，这些深刻变化让西方主导的理论研究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新兴市场企业在基础（体制、经济、文化、市场、资源和行为等）方面存在突出差异；另一方面，环境也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表现在竞争领域，既有横向的具体国别环境的不同，也有纵向的“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

    与实践蓬勃发展的情况不同，世界范围内管理理论的进展却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时代中期以后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尤为严重。许多管理理论停留于理论扩展，如加入新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限制于理论限定，如检验边界条件；止步于理论验证，如检验曲线效应。中国企业管理组织情境的研究则成为西方理论扩展、限定、验证的测试场和实验地。

    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在经过对西方管理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引入、普及阶段以后，走向了偏向于采用实证和分析性研究法验证西方经典管理学理论的时期，定量成为理论研究的代名词。相对而言，定性研究作为更加符合中国传统哲学演绎路径的方式，与案例研究这一“格物致知”理念的现代传承在实际应用方面则较为欠缺。毋庸置疑，实证与分析性研究法的应用在科学维度的严谨性与理论研究的规范化上，提升了我国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水平，但带来的问题与不足也日益凸显。一是作用的有限性，通过研究概念或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在“术”层面的拓展，无法发现复杂管理实践发展规律的“道”；二是方法的主观性，管理学在数据获取、变量定义方面与理论之间的连接存在灰度空间，必然会导致相应的主观性问题，从而掩盖了尽“精微”之中方能发展致“广大”的新的理论产生的土壤和特质；三是实验的偏差性，对于假设条件的界定普遍存在于定量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证设计方面，因此出现差异在所难免。但是对于假定条件的取舍很难界定其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因素，在跨文化的场域之下，精神条件的舍弃无法分辨出在理论适用和实证设计的有效范围之内的偏差。所以，国内的管理学研究如果过分依赖于实证和分析性研究法，而对定性研究方法缺乏充分的关注，将导致国内管理学研究无法深度挖掘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情境要素和内在问题，进而错失我国特色管理理论创新的好机会，无法有效促进我国特色管理学理论深入研究发展。

3. 把中国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忽视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本身蕴含了很多管理智慧，渗透到生产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在很多场景下都以人们不自觉的方式体现。这直接导致本土管理学研究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或常识性规律问题在企业中的运用进行探索。从管理研究建构的视角来看，呈现理论情境化程度偏低的情况，研究结论更像是管理现象的中国哲学语境表达，进而使理论的结果泛泛化、理论的应用片面化，管理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管理实践的引导均达不到效果。智慧的运用不能代替实践的发展，深入实践、全面分析实践产生的土壤，才能发现其中的思想。未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应该植入更多本土化情境要素，特别是研究中国管理学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创新成果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如果文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场域，那么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定义为传统文化，忽视了当代文化对社会和人的影响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无疑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深的理论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在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人看问题的基本哲学方法，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深刻烙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得到了明确解读和阐释，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的深刻阐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社会涌现出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从实践和文化两个方面相结合的高峰，然而，企业管理和管理文化的理论研究在这方面却显得自缚手脚。进行高质量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必须秉持科学的态度研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并非线性地通过对西方理论和模型进行检验来增强其通用性和普适性，而是要坚持全面、联系、发展地满足实践关联性和理论相关性，必须对此进行充分的研究，考虑情境敏感度是实践关联性研究的要求，而理论相关性则有助于推动管理学理论在中国情境的重大革新。

树立文化基础观

    中国管理是一门富有文化特色的学科，以东方哲学为基础，对古今中外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和发扬，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文化的复述和解读。彼得·德鲁克指出，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深深扎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日常生活中，甚至反映国家的政治制度，管理深受价值观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按照管理学是实践科学的理论规律，中国管理的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聚焦，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转化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这里的中国是场域，企业是主体，实践是核心。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所处的文化场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管理是一门实践科学，管理活动的具体情境及其运用，与企业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这种关系不是静态产生的，是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才产生联系和碰撞，围绕实践发生变化和作用。因此，中国管理的研究主体和核心应该围绕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展开。

1. 对实践理论发展规律的再发现、再认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这个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性差别所在。实践是源头、也是源泉，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内嵌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分析的重要前提。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第一，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是物质第一性在社会领域的客观呈现，人们通过实践活动了解客观存在的法则，包括人类社会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第二，实践决定了人类认识的整个过程。认识从实践开始，最终回到实践中去，推动人类认识发展。第三，实践也是人们检验认识的准则。实践与认识不断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既是从实践到认识、从再实践到再认识的过程，也是进入更高级循环层次的过程，其本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认识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知行合一不断统一的过程。

    实践理论以“实践转向”为背景，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人文社科领域得到大力发展。“实践转向”主张重新认识社会这一概念，认为社会应当定位于实践之中，将实践视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近代科学观仅仅将实践看作是理论的应用，但实践理论立足现代实践哲学，强调实践本体论，视实践为根本，认为一切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得到理解，即使理论本身也不例外。

    如果要把实践从具体的场景中分离出来，需要对管理学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考察，必须回归到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什么是企业？在这里不是要纠缠企业管理的一般定义，而是放在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视野中思考。科斯认为，当内部交易产生的费用小于外部交易产生的费用时，企业必然出现，证明管理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加有利可图。实践是企业产生和推动企业管理的源泉，而这里的实践更为广义，是政治经济社会视域下的实践，不仅仅是某个具体场景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事物的联系主要分为两种，外部联系及内部联系，对实践真正认识的过程就是把握从外部联系到内部联系的整个过程。因此，对企业管理产生的实践，既要研究其外部机理，也要研究其内部联系。根据上述对管理学理论发展的梳理，实践产生的土壤可以分为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发源地、组织、文化和人五个维度。

2.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把握管理学实践的主体——人

    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把人性作为基本假设，还是把组织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研究的客体或者客观需要，关注的是生产效率，而非人在生产活动中的效率。随着社会科学的大量引入，“人性”对组织的影响、组织系统以及组织内外部环境适应性等问题得到重视。在这样的理论研究脉络中，管理学没有像经济学这样一开始就对人性做基本假设，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对于管理活动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相互交织，必然伴随着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导致单一管理理论分析问题时的捉襟见肘。

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为主体来看待整个生产活动的发展。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人”和“实践”隔离开来，这是一对有着紧密联系的概念。社会关系是物质关系的反映，物质关系是由实践缔造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的发展也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本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随着实践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状态。实践的主体是人，实践在自然世界满足的是人的需要，实践成为人的本性（即外部性）；实践在社会世界由人组成，又改造着人的社会关系，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更是对象。因此，离开人谈实践，实践就没有了依托。

3.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把握管理学实践的对象——企业

    管理学的进步是推动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是衡量管理理论的标准。亨利·法约尔在提出其管理学理论初期并不被其所在的法国企业家和管理学界重视，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理论成果与实践发展脱节，企业的规模还不大，需求还没上升到组织层面。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及随之产生的组织层面的管理经验和问题，才使得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在美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得到重视。因此，亨利·法约尔作为古典管理学家，却赢得了“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称谓。同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彼得·德鲁克，也是不断研究其所处时代兴起的大量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从而凝练出具有重要且持续影响的管理学理论。

    实践的下一步要求是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关注企业内部管理，来源于企业成熟的需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关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共同作用因素，来源于跨国经营的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二者均是时代对实践的要求。在这样的逻辑下，实践对企业的要求就是转型。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日益深化，企业必须面对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数字化机遇诞生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数字化浪潮也在冲刷着传统企业的技术革新、经营模式和市场地位。同时，全球产业链进行新一轮的转移，进入区域全球化的新时代，逆全球化和全球化同时存在，在不同文化板块中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对跨国企业的机遇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这两点都要求企业必须面对转型这一实践问题。

    我们应该深刻领悟和弘扬中国特色文化中浩瀚的智慧和优秀文化品格，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心，提炼经验、总结规律，找到文化结合点、发掘理论着力点、探索实践创新点，用优秀的中国特色文化指引现阶段的企业组织发展航向，焕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扎根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智慧能够为中国企业未来的战略制定和管理实践指明方向，为管理学发展的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跨界搜索与本土化战略研究：基于组织学习和战略适应的视角”（编号：71872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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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