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欣  庞玉兰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   联合研发   研发矩阵   融合机制   底层生态   未来学   双循环

  高技术产业的复杂产品和集成服务需要众多层级和领域的技术与知识。联合研发已成为高技术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研发风险、提升产品价值创造的共识，然而如何联合研发、何种程度的联合研发一直是学术界和实业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在当前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实施情境下，企业对联合研发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处理直接影响到产业突围“卡脖子”目标的实现。因而，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与合作企业建立研发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并在此进程中获取所需的资源，形成本地经验知识技术至关重要。

联合研发能力发展现状

1.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本文数据分析的主要来源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1》（以下简称年鉴），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统计包括R&D（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外部支出，这是本文的关注点，也是反映企业之间联合研发能力情况的关键指标；企业购买引进技术活动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依据年鉴给出的数据，本文将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两个维度，对比高技术企业在R&D活动中的联合研发能力，按研究惯例选择营业收入作为分母，计算了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比较了企业营业收入中用于企业之间联合研发水平的高低。

2. 指标特征分析

  从全国层面看，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的R&D经费总支出中，内部支出和技术改造为5278.96亿元，外部支出为563.16亿元，技术引进支出为444.73亿元，三者之间的比例大致为11.87：1.27：1。由此看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走上了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为主，联合研发、技术引进为辅的技术发展道路。2020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总和达174613亿元，R&D经费总支出6286.85亿元，全国高新技术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是0.32%，R&D经费外部支出占R&D经费总支出的比例是8.96%。下面以全国全行业的比例作为基准进行不同维度的比较。

（1）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联合研发投入最强

  统计年鉴中只报告了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数据，故无法反映小微高新技术企业联合研发的情况。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联合研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可达0.37%，高出全行业水平，中型企业的比例为0.31%。高技术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普遍具有重视技术研发，具有强大的开放式创新和持续创新能力，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弥漫在整个组织中，不但能够高效整合企业内部的研发资源，也能够利用外部研发资源，打造开放式的研发体系和研发团队，创新成果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

（2）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联合研发投入最强

  从企业性质看，内资企业的联合研发能力高于全行业水平，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尤为突出，联合研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0.61%，几乎是全行业水平的两倍。国有资本经过多轮改革之后，存续的大型国企基本都担任了产业链链长的职能，链长需要发挥创新网络中心指挥作用，通过系统任务分解，建立集约管控的组织体系。民营企业的联合研发热情也比较高涨，联合研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0.43%，明显高于全行业水平。民营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其营业收入达到全行业的48.93%，R&D总支出更是占全行业的59.80%。由此可见，在高技术产业中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入的主力，并且由于民营企业灵活的体制机制，也非常注重企业之间的技术联合开发或委托开发等合作战略的实施。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中，华为依然是研发投入最高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华为全年科研投入位居世界第二。外资和港澳台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13%和0.10%，这部分企业的科研技术可能更多源自于母公司所在地，因此在中国内地市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联合研发意愿相对较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联合研发投入强度的迥然差异，也充分验证了我国在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中，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联合研发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既是我国主动的战略调整，也是对于国内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积极应对。我国高技术产业虽然已经取得较大发展，但在不少产业中我国尚处在追赶阶段，一定时期内还将处在这些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即加工组装环节。技术发展的自主研发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单个企业的单打独斗将面临产出效率低、失败风险大等问题。企业之间联合研发能力的培养，在如今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背景下尤为突出。但是，在现实中高新技术企业之间联合研发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 产业联合创新缺乏领军企业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中最具有创新基因的应该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积极求变求新，对产品、市场、技术方面可以产生颠覆性创新。反之，大企业思维保守，关注于维护垄断地位，不是创新主力。但在当下创新主力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一大批世界级科技创新型大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导者。这些企业不但在产品、技术上投入大量研究，甚至在相关学科的基础性研究也投入巨大，如微软、谷歌、特斯拉、高通等。这些企业不但自身拥有重视技术研发的驱动力，还能够高效整合企业外部的产业链资源，打造贯穿产业链的研发体系和研发团队，保持整个产业体系具备强大的开放式创新和持续创新能力。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中只有华为公司可以达到以上要求。

2.  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存在障碍

  企业联合研发的合作对象，高校和科研院所一直是很重要的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更好地推进产学研合作一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关注点。据统计，目前企业经费已经超过高校科研经费的三成，科研院所来自企业的经费更是10年前的4倍。但随着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也在高技术产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研发中日益凸显。例如，长期以来，由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不同隶属关系，普遍采用“点对点”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合作项目倾向于“短平快”，合作方式局部性或阶段性，主要是为了解决一般性或临时性技术研发，各方合作稳定性差，难以对重点技术领域进行长期持久地联合攻关研发，无法有效解决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

3. 亟待破除联合研发空间限制和产业局限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创新的生态空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类似硅谷式的创新要素在同一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式合作方式，转变为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在互联网的网络空间中以平台聚集的新方式转变。未来还可能向完全开放式创新主体的合作方式转变，各个创新要素可以在网络平台自由组合研发创新，甚至引入消费者作为创新研发的参与者。当然，这种变化对创新组织、制度、服务都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调整，对应创新图谱中不同阶段。现有的联合研发多发生在制造业内部，在整个制造环节的产业链上进行研发资源的整合，这种传统模式体现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分离。但目前随着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大数据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业已逐步嵌入智能制造环节，倒逼联合研发要蜕变成新型的“工业4.0”产业生态与研发模式。

4. 产业技术研发方向缺乏科学的预见性

  现有的联合研发合作形式大多是“订单式”的短期行为，并且由于我国大多数高技术产业并未达到技术发展的巅峰，所以研发方向基本是对国外技术路线的模仿。产业技术创新是对未来的一种探索，探索一旦成功了，联合研发也就成功了。目前，我国在许多领域对未来的预见能力较为欠缺，对于未来预见的科学方法掌握和应用也不够理想，在学科设置中缺乏对未来学的涉及。高技术产业的联合研发行为如果缺乏预见研究的科学工具，将极大限制创新研发的发展，提高联合研发的风险。美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能够成为产业创新的领军者，既得益于企业与企业家对未来的准确判断，也受惠于美国领先的未来学提供的理论支撑。埃隆·马斯克被认为是继乔布斯之后，最具创新精神和未来视野的明星企业家，他在大学期间就规划了改变人类未来生活的4大技术领域，并逐一成为现实，成立PayPal公司解决互联网交易问题；成立特斯拉、太阳城公司解决可持续能源问题；成立Neuralink公司和OpenAI公司解决人脑与计算机融合问题；成立SpaceX公司解决人类太空移民问题。

提升联合研发能力的策略研究

1. 构建以领军企业为龙头的联合研发矩阵

  在全面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打造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是关键所在。企业是构成产业链供应链的构件，不同类型的企业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领军企业作为整条产业链供应链的“链主”地位尤其重要。领军企业应该保证自己在生产要素组合能力、新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全流程影响力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竞争力，并把这种竞争力延伸到整个产业链之中，能够对整个产业链条大部分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领军企业要具有全局性、系统性思维，能够引领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发展，提升产业链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综合竞争力。在现代化产业链的共生共荣生态圈中，领军企业对其他企业不是简单的支配控制管理，应该提供技术支撑、联合研发平台、合理的利润留存，组织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攻关相关技术。产业链供应链任何一个环节的薄弱都可能成为“卡脖子”环节。领军企业的脱颖而出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应突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逐渐退出选择性产业政策，不但引导领军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还要结合内循环为主的大背景，鼓励和支持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研发，带领众多专精特新型的中小企业实现“长尾理论”的最佳实践，实现整个产业链价值链的扩链、补链和强链的效果，以联合研发矩阵优势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价值链。

2. 打造以产业需求为核心的政产研学深度融合机制

  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研发中，不可缺少政产研学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在内循环为主，外循环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芯片”等卡脖子产业的现状，更加能够感受到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影响着政产研学合作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政府的创新政策导向要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视同仁，特别是上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在联合研发的热情较高，要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与诸多公立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研发合作。大学的研究水平决定着产业链发展的上限，大学的教育水平决定着产业链发展的下限。一方面，要促进企业与大学、研究院所等构建开放创新的联合研发平台。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大学在深耕基础技术研究，探索从零到一的原发创新的重要意义，积极拓展企业与大学的横向联系，加大对大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改变大学科研经费来自政府财政的单一渠道。企业发挥自身工程产品商用优势，通过提出各种场景下的工程化和产业化难题，围绕基础理论、先进技术、交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引领大学科研课题选择方向。另一方面，企业与大学通过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共建产业学院和重点实验室、组织或赞助高质量学术竞赛等方式，建立创新合伙人计划和创新社群模式，识别和培养产业亟须的研发型人才，加强产业界与学术界人才的通畅流动，推动理论与技术的快速转化。对于联合研发的成果，可以采用专利交叉授权方式，促进知识在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进而更快速地将创新成果商业化。

3. 建立虚实结合、产业衍射、全球共享的联合研发底层生态系统

  通过新基建为高技术企业联合研发提供底层保障。企业联合研发的深度推进离不开新基础设施的优先布局与发展。新基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包括5G移动通信、高铁路网等为代表的硬件产业；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软件产业；以工业互联网、智能物联网、智慧电网为代表的产业。

  新基建为高新技术企业相互之间打破空间局限、产业局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新基建先行要求我国对上述三大新基建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速度，形成联合研发切实可行的底层生态环境，构建跨区域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研发生态系统。通过新基建建设，打造一批开放式创新平台企业，通过构建资源共享网络、价值共享平台，不断推进产业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化和组织结构复杂化，形成基于特定研发目标的动态虚拟型组织，从而有效保持颠覆性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4. 探索未来学研究，降低路线选择失误的系统性风险

  未来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的综合学科，早在1943年德国政治学教授弗莱希泰姆提出了未来学这一学科，倡导要像研究历史那样研究未来。法国官方资助了未来学的研究，美国最多时曾有600多个专门机构研究未来学。据学者孙建光统计，全球已有11所高校开设未来学博士学位项目，23所高校有硕士学位项目。过去未来学发展较为迟缓，主要原因是未来学的研究对象并未实际发生和存在，不能像传统科学一样进行观察归纳验证。但虚拟科学的出现，数字孪生、虚拟仿真、3D打印、元宇宙等技术的逐步成熟，使得这种局面正在发生转变。通过未来学的研究，企业和社会有望走出仅仅依靠经验和试错，先发展后治理，先创新后伦理的传统发展道路，在科技研发走出“预演―试错”的新模式。单一企业难以从单一视角看清纷繁复杂的未来，通过与外部组织加强联合研发，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必然要强化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方针，利用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改变线性思维模式，加强产业链上的纵向和横向联合研发，采用分布式的联合研发体系结构，对技术发展的多种可能进行预测和卡位。■

主要参考文献

[1] 应千伟,何思怡.政府研发补贴下的企业创新策略:“滥竽充数”还是“精益求精”[J].南开管理评论,2021(8).

[2] 王昱,夏君诺,刘思钰.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J].管理评论,2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