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天佳  姜华欣  梅珺淇

【内容摘要】在“双碳”目标下，我国传统能源企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把握能源革命契机，基于能源发展趋势，从现实层面和战略层面正视压力，抓住机遇，结合跨国能源集团的实践经验，思考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关键词】传统能源企业   能源发展趋势   国际经验   绿能碳币体系   绿色转型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推进绿色能源革命，建立新形势下的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提升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自主权和话语权。能源生产消费相关活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绿色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必须把握能源革命契机，统筹推进能源供给绿色低碳转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能源发展道路，以能源行业变革支撑经济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替代石油美元霸权的“绿能碳币体系”，全面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一、碳减排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趋势预测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气候变化报告，指出未来20年全球还将继续升温，各地出现的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和明显。世界各国就“碳中和”长期气候目标已经达成共识，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碳中和目标。
1. 全球主要经济体碳中和目标
      2015年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巴黎协定》，主要目标为21世纪内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2℃，并提出在2050—210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与碳汇之间的平衡。欧盟于2019年12月公布《欧洲绿色协议》，明确欧洲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节点为2050年，各成员国根据自身国情规划了相应的碳减排路径。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11月，美国发布《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承诺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50%〜52%，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达成100%清洁电力，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全球主要经济体碳中和目标如表1所示。
2. 碳减排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预测
      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10.63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为3.91亿千瓦、3.28亿千瓦、3.06亿千瓦，呈现“三分天下”格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48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9.7%，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分别为16.0%、7.8%、3.9%，风光发电仍需破解储能技术难题；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纳量为24446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29.4%，其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快速增长，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13.7%。总体来看，虽然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提速，化石能源仍是我国现有能源系统的主要支撑，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呈现以煤炭为主、多能互补的结构。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在《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报告中预测，2025年前，我国清洁能源贡献新增发电量的75%；2025—2035年，贡献率将进一步提升至89.2%；2035—2050年，清洁能源将满足新增用电需求，对火电形成1.1万亿千瓦时的替代。总体来看，我国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将从2019年的35.2%增至2050年的63.4%，成为电力供应主体。
      清华大学预测，我国电力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25年前达峰，峰值排放量约为40亿吨，2030年后将呈快速下降趋势，到2050年降至3亿吨左右，比峰值排放量降低92%。不同情景下，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速度和力度差别较大，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到2030年强化政策情景和2℃碳中和情景将分别下降到46.0%和43.2%。

二、我国传统能源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推进能源革命，建立新形势下的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我国传统能源企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
1. 从现实层面看，面临严峻转型压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力度，强化自主贡献目标（NDC），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相继制定出台“双碳”政策，逐步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作为碳排放重点领域的传统能源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象转身”压力：一方面，低碳转型势在必行，煤炭和石油消费占比逐年下降，传统能源生产收缩，火电企业面临整体萎缩的严峻压力；另一方面，非化石能源替补能力不足，新能源增量无法满足能源需求增量，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仍需肩负保供稳价任务，在当前装机结构和技术条件下，部分符合低碳排放要求的火电机组，仍是保障我国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
2. 从战略层面看，面临能源革命契机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实现“双碳”目标，不仅同步推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契机，更是破解石油美元体系桎梏，建立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绿色能源标准规则，提升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自主权和话语权的战略契机。作为践行“双碳”目标的主要力量，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必须把握新一轮能源革命契机，统筹推进能源供给绿色低碳转型，以能源行业深刻变革支撑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三、跨国能源集团低碳转型的实践与经验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已实现达峰，正在迈向碳中和。由于各国自然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有所区别，对能源发展趋势的判断各有不同，在推动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欧美跨国能源集团呈现较大差异。
1. 转型战略重心有所分化
      俄乌冲突前，欧洲能源企业研判能源发展的两大方向是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及广泛使用电力二次能源，化石能源业务将逐年萎缩，能源企业应提高清洁能源业务比重，加快向提供综合性能源服务的“泛能源”企业转型，为此纷纷加大在清洁能源、绿色电力、终端电气化等领域的投资，以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零排放或近零排放目标。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多国重启煤电计划。欧盟现有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约35%，天然气占24%，可再生能源占17%，核能占13%，煤炭占12%。能源危机及其引发的“去工业化”威胁，将促使欧盟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布局，各国对清洁能源的认定也会分化，核能、天然气占比或将快速增长，可再生能源开发可能提速。
      相较于欧洲，美国是石油美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其能源企业转型战略相对保守。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企业认为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继续保持稳定，其中油气资源的需求可能进一步增加，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虽然不断提速，但其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上升为主流能源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美国能源企业将继续巩固以油气为主的传统能源板块业务，同时把碳减排路径与能源转型方向锁定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等碳汇领域，以及生物质产业开发利用等再生能源领域。
2. 低碳产业布局各有侧重
      一是生物燃料成为主攻方向。以动植物为来源的生物液体燃料与传统液态化石燃料具有较强的相互溶解性，比化石燃料含硫量低，也可降低交通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因生物燃料在技术上与自身经营业务联系更紧密，欧美石油公司均将其作为重点布局。其中，欧洲石油公司聚焦生物燃料业务扩展和炼厂改造工艺整合，视其为低碳转型战略的核心，美国石油公司近年来也积极布局可再生柴油业务，加快改造传统炼油厂。
      二是积极开发利用天然气。天然气具有更持久的前景，与CCUS结合后的碳排放接近为零。与其他化石能源相比，天然气在生产运输过程中能耗与污染较少，能够减少二氧化硫和粉尘排放量近100%，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0%和氮氧化合物排放量50%，适合作为碳中和进程中改善能源结构的过渡性能源。多数欧洲能源企业选定天然气作为主要能源发展方向，美国能源企业普遍把天然气当作重要业务之一进行投资。
      三是布局电力全产业链业务。目前，全球第三次能源体系变革开启，能源行业的电气化趋势越来越快，向电力业务转型成为欧洲能源巨头青睐的向综合能源供应商转型途径，英国石油（BP）、壳牌和道达尔等油气公司争相推进电气化转型，供给侧战略布局发电、售电、存储等全业务链，需求侧重点跟踪电化学储能、氢能及电氢互补等储能领域，伺机布局新能源汽车赛道。
3. 技术路线选择各取所需
      一是加快化石能源生产环节固碳技术研发。借助CCUS等碳移除技术实现碳中和，成为传统能源企业拓展人为固碳技术的主要方向。目前国际油气公司都积极推进CCUS技术研发，沙特阿美、BP、雪佛龙、中国石油等12家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成员企业，已将其作为降低生产环节碳强度的重要辅助措施。此外，在油气田现有设施基础上，积极推广应用分布式太阳能、风能、余热、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加快构建生态固碳与能源替代体系。
      二是数字智能技术成为企业低碳发展的新路线。欧美能源企业将数字智能技术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紧密结合，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把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智能技术融入全产业链中，推动智慧低碳管理在碳监控、工业生产、节能环保等场景中的产业化应用。如利用数字孪生、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智能技术，探索数字化碳监测、智能仓储、自动驾驶等绿色低碳的智慧生产管理模式，为公司产生显著效益。

四、我国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思考与启示
      从碳排放结构看，当前我国每年由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量的比重近90%。加快推动传统能源低碳转型绿色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
      一是统筹考量低碳目标和能源需求，“先立后破”制定企业能源转型发展战略。推进“双碳”战略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全球视角上，碳排放权的本质，是建立在排碳限制基础上的发展权限制，碳发展权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发达国家已普遍实现碳达峰，其碳中和进程主要是推动碳排放量缓降，而我国仍处于经济较快增长阶段，必须统筹考量传统能源有序退出与新能源安全替代的时序、节奏和力度。传统能源企业应结合所处行业实际和自身竞争优势，一方面，立足能源保障，把高碳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点，合理控制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另一方面，推进能源替代，积极参与非化石能源的产业化、规模化开发，稳步提高清洁能源的供应比重。
      二是依托要素资源优势及产业链整合能力，“因企制宜”深入实施差异化碳减排碳中和策略。能源碳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燃烧以及工艺过程的烧焦等，传统能源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拥有较大的要素资源优势，具备相当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战术层面上可以探索实施差异化策略。油气企业侧重强化全链条碳减排能力，依托现有大型能源化工项目，带动下游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协同降碳，探索拓展新建项目原料低碳化、清洁化，战略布局气电产业和低碳新材料产业，提升产业链全链条碳减排能力水平。煤电企业侧重强化多业态碳中和能力，做好煤炭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强度、扩散等重点监测与基础研究工作，有序淘汰排放超标的落后产能，提高减污降碳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大力开发推广CCUS成套技术，战略布局碳汇产业和二次能源清洁替代产业，提升多业态协同闭环碳中和能力水平。
      三是把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交汇点，“价格机制”倒逼火电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作为重要的二次能源，电力是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替代交汇的关键点。从我国国情看，火电企业既是我国能源供给大户，也是能源消耗大户。促进火电企业低碳转型，必须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以市场机制引导企业降本增效。探索完善与现代能源体系相适应的电价形成机制，开展现代煤电、油气发电的碳足迹追索，倒逼火电企业围绕现有产业方向推动核心技术升级迭代，加快开发应用常规机组节能提效、风光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增效减碳技术。建立健全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深度调峰、储能服务等价格补偿机制，市场化手段激励和挖掘火电调峰潜力。
      四是立足破解美元霸权桎梏，打造绿色能源与碳货币相互锚定挂钩的超主权货币体系。石油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是美国将主权货币锚定基础能源，把本国货币信用深度嵌套进“现代工业的血液”，以大宗商品为债务美元作信用背书，使美元成为“商品本位”与“信用本位”合一的超主权货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续发展，必须破解美元霸权桎梏，利用好当前碳中和全球共识的历史契机，打造与绿色能源相适配的国际信用货币，探索构建绿色能源与碳货币相互锚定挂钩的超主权货币体系。传统能源企业要把握战略机遇期，有序拓展绿色投资、绿色债券、绿色技术基金等产融嵌套业务，助力我国碳金融市场与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以能源行业深刻变革支撑经济体系深度变革，推动构建替代石油美元霸权的“绿能碳币体系”。■

作者单位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