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外地上学，并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辽宁籍人才，回到本土就业的人数不超过10%。真正让人才流动起来任重道远。
 

选择市场经济必须让人才流动
人才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资本需要通畅流动一样。但我们因户籍制度的阻碍，包括人才在内的人力资源形成了二元制，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的市场化。实际上，人力资源也在大面积流动，典型的是农民工进城逐渐成为制造产业大军的主力。但因户籍的约束，这批浩浩荡荡的劳动力队伍离乡不离土，老人、孩子甚至配偶都留在农村，住房更是在乡下自建或在乡镇购买。他们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但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城市。
在迎接2020年到来之际，《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了，其中变动的政策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简而言之，户籍政策大松动。
官方媒体对“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思路是什么”给出的答案是：“立足基本国情，把握发展规律，注重政府引导，强化市场引领，充分发挥劳动力、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性流动客观规律，充分尊重劳动力、人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自由迁徙的权利。”“要素加速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集聚。”“畅通流动渠道是形成社会性流动机会平等的基石。”“聚焦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户籍、单位等关键问题。”

人才流动的态势是“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人才流动的基本态势，“黑腾线”以西、以北地区基本上是人才净流出。笔者在沈阳作“振兴东北”专题调查中了解到，近年在外地上学，并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辽宁籍人才，回到本土就业的人数不超过10%。当然，更大规模的流动是农民工，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有1.7亿人，接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在东南部，例如深圳、东莞、北京、上海等。
2019年，常住流动人口数量大的十座城市中，上海排名第一，有970万常住流动人口，然后是广州、深圳、北京等。不过，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有一些变化，从以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因为工作需要，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南部的人口流动量很大，又因为户籍因素产生后顾之忧，流动规模逐渐减小。

真正让人才流动起来任重道远
“稳妥促进劳动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持续研究、逐步破解。”这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才、劳动力流动的难点。户籍政策松动显然是大势所趋，但中国的国情又不完全适合人才和一般劳动力彻底地大面积流动，尽管政府此前也做了大量准备，包括各级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管理组织、日渐规范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加快进程的城镇化建设、高速发展的美丽乡村、部分实施的农地流转政策等。
新政策的出台，给东南沿海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很大好处：一是一般劳动力、人才充足；二是人才稳定性好，转换成本低；三是拉动消费，尤其是房地产；四是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投入的使用率大大提高；五是多地区人群的聚合促进了文化多元化，使城市更具创造力。但是，这样也将导致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缓慢，并且前文提到的那些受益城市也将面临新挑战。比如，城市公共服务短板一时补不上；教育和医疗资源严重短缺；使村民向市民转变的培育工作也有很多。
正因为现实条件尚不具备，国家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长时间走“碎步”。就城市而言，城市越大，接纳人口的能力越有限，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共服务都很脆弱，人口暴涨容易造成混乱；而农村土地流转刺激资本下乡后，可能会与民争地、争利，损害农民利益，导致农村更加“荒芜”。当然，本地资本可以带动本土能人回乡，但是除非全国范围的乡村真正振兴起来，否则那些走出去的农村人，多数还是想继续留在城市。
推进县域治理的工作也非常紧迫，着力解决好进入县城定居的人口面对的困难，包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人才流动才会更加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