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在满足衣食住行需求后，完全可以为社会再做点什么，应该在非物质层面多一些思考。

文／汪中求

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博龙提出，企业家是承担不确定性的人。没有企业家的企业是没有未来的，“企业家”指在企业从事组织、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企业家精神”一般包含奋斗、担当和创新。企业家的担当有不同境界，有的企业家只是为资本担当，企业是个人、家庭、小团体的谋利工具，或是个人获得他人认可的道具。当然，这无可厚非。但另一类企业家，不仅为企业担当，还引导、带领企业为社会担当，甚至为人类福祉、人类文明的进步担当。这就是本文中要讨论的“企业的企业家”。

重新审视企业的意义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但挣钱并不能作为企业的终极目标，还有在解决生存问题基础上的更高目标。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利他追求”成为企业的必要议题，如《易经·系辞》所言，“举而措之于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企业的事业有大小，“措之于天下之民”的形式各有不同。企业对社会的价值有四种：一是企业对个体提供的价值，主要指就业；二是企业找到了做事办法，主要指科技进步；三是为人类团队和组织的建设提供了样板，主要指对人的改造和高度合作能力的提升；四是为系统工程提供了方法论，主要指日渐提升的工程管理水平。
丰田研究专家河田信教授曾谈到，日本的优秀企业在改变，企业不以利润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并不只是关心员工，而是更加明确地把“天下之民”的幸福作为企业的追求。企业大小不同、能力有别，关注的对象依次是员工、客户、供应链合作者、销售环节的下游、股东、所在社区、社会所有人。很显然，股东利益并没有放在第一位，而有能力的企业应尽可能关注更多人的幸福。对此，企业实现的手段有：纳税，服务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就业，给更多的人及家庭解除后顾之忧；创新科学技术，使人类的未来生活更美好；提升公民素养和推行先进文化，在精神层面贡献社会。明茨伯格指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在领导力、社区精神和公民意识三者之间取得平衡。放到这个结构中来理解企业的“社区精神”，乃是一种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走在前面的企业需要发挥其领导力，为社区精神增加正能量，努力提升企业相关者的公民素质。
企业是社会的器官，应义不容辞地承担社会责任。德鲁克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解决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社会创新，同时也是商业机会，但企业不必“毫不利己”地去尽责。德鲁克把社会责任分为保守责任和积极责任，保守责任就是不作恶；积极责任分为“先赚钱后行善”和“通过行善来赚钱”。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既解决了社会问题，又增加了企业利润，实现了理想的“社会创新”。

企业家的企业
“我非常尊敬企业家李嘉诚，但并不欣赏和记黄埔。”很多年前笔者提出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
李嘉诚驰骋商场、眼光独到、不失时机，激励了许多奋斗者。他逆境求存、终身勤勉、待人周到、义举随行的为人处世原则，几乎成了华人企业家的典范和标杆。李嘉诚用市价一半的7.1港元/股的价格，收购了9000万股“和记黄埔”，且只需支付20%的定金。每当笔者无限仰慕之际，再去翻检和记黄埔公司，该公司竟然乏善可陈。这是一家香港交易所主板中最大的上市公司，下辖和记黄埔港口、和记黄埔地产、屈臣氏集团、长江基建与和记电讯，业务立足香港，横跨大中华区，遍布全球。但是，除了李嘉诚“华人首富”的金色顶戴，和记黄埔为人类社会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和记黄埔仍是一家平庸的公司，其在“社区精神”“社会责任”“社会创新”方面，一无建树。当然，人们没有权力去要求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必须做什么，但是对优秀的组织，人们习惯给予更高的期望，期待这些优秀企业给社会提供更多股东利润以外的价值。

企业的企业家
“企业的企业家”以“企业为社会服务”为终极目标，为个人和家族赢利是“小目标”。而有这样的企业家的企业服务社会，往往具有创新性和深远意义。
比尔·盖茨创立的微软是世界PC机软件开发的先导，为电脑走进千家万户提供了基础技术，使人们可轻松操作电脑。不到40年，微软的Windows“统治”了电脑桌面的操作系统市场，Office套装占据了办公软件的霸主地位，完成了比尔·盖茨的使命——“让每一个家庭、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一台计算机”。
比尔·盖茨的房子都有推进人类进步的切实用意。房子是由“原始木材和芯片组合而成的”，是美丽的自然生态与先进科技完美结合的创新作品，是人类社会最早有“大脑”的住宅。比尔·盖茨为人类社会打造了智能建筑的标准样板。他家的“鱼缸”占据了整整一面内墙，养的是海洋濒临灭绝的鱼类，由两位海洋生物学家打理，这完全是一种科学研究。现在已经退出经营管理一线的比尔·盖茨对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未来有非常清晰准确的预见，大量的“预言”记录在其作品《未来之路》上。他的另一本书《未来时速》同样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航标灯。比尔·盖茨把绝大部分财产放进了“盖茨-梅琳达基金会”，用于对非洲的拯救等。
在中国，跟比尔·盖茨和微软相似的是任正非和华为。两位都是有人生理想、哲学头脑、科学技术追求的企业家；两家公司都对社会有贡献，甚至对人类的文明有推动意义。华为的愿景同样高远——消除数字鸿沟，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就市场能力而言，世界各国有很多企业超过华为，但华为对科技、人才、教育的关注和用心程度，很少有企业能与之比肩。华为的资本积累在全球同类企业中没有绝对优势，但其每年把收入的20%〜30%投入到研发中，近10年累计研发投入达4850亿元。如今的华为有700多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6000多名基础研究专家、60000多名专业工程师。最近8年，华为有超过45%的员工为研发人员，总数量约8万人，产生了87000多项专利。不仅如此，华为还对世界上300多所大学、900多个科研机构给予支持，以求在理论创新上做出贡献。
任正非没有把企业当作挣钱机器，而是把利益分散给企业、行业或国家需要的各类人才。以任正非为精神领袖的华为始终拒绝资本进入，任正非说，“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华为理想的实现”。华为为理想奋斗，任正非不为金钱拼搏。
任正非对中国的教育思考之深，远超出企业家的责任范畴。任正非发表或引用的教育观点有“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振兴教育不在房子，在于老师”。“企业家到了一定高度，自然而然就成了教育家，他除了能培养出企业家，还能够教化人心。”这是连岳对任正非的赞语，笔者深表赞同。

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当然，不能要求所有企业都像微软、华为那样，主动承担如此大的社会责任，对人类进步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也不能要求所有企业家都像任正非、比尔·盖茨那样，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如此高境界。但企业家在满足衣食住行需求后，完全可以为社会再做点什么，应该在非物质层面多一些思考。
苏州的德胜洋楼，企业高度“自治”，董事长不上班，总经理没有办公桌。即使是工程现场也只有项目总监是领导层，他也是每年一次由员工代表选举而来。不寻常的是，工人上下班无须打卡；工地上的饮料和日常用餐一律自动投币（没有收银员）；公车可以自主登记使用（包括私用）；开会和聚餐时员工都文质彬彬，无不良习惯；企业内部的财务报账也无须领导签字批准。员工间没有请客送礼的习惯，但会记录同事遇到的困难，按时兑现帮助的承诺。公务活动如果收礼，一律交由公司拍卖，收入放进平民教育基金会。德胜洋楼成功地把千名农民工全面培养成现代社会的产业工人。
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缺乏现代性意识及思考。中国社会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是在空间概念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包含了工业转向、科技发达、资本累积、对外扩张、法律自治等变化状态。而“现代性”主要是从哲学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虽然可以将其理解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但它涉及制度层次、理念层次和态度层次，而理念层次主要包括理想与价值观。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这种发展前进模式逐渐呈现了“代表性”和“旗帜性”，对这种旗帜性的表现虽然很难有一致定论，但一定是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填充，企业不可能始终是“企业家的企业”。全世界每24小时就有5.1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虽然参与这些货币交易的企业获取了阳光下的利润，并不一定存在某种恶，但也无法认定它对社会有促进金钱流动性之外的贡献。
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具备一定垄断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更应有现代性意识，也更有条件和责任呈现社会发展的“代表性”和“旗帜性”。然而，企业家的强权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出现“家天下”的现象，不仅没有把国有企业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放回同等的市场地位上，也没有对推动科技、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有更多思考，难以对人类文明做出显著贡献。
“企业是我的”与“我是企业的”有天壤之别，企业不是“每寸土地和每个子民都归皇上管的封建王朝”，而是“财产和资源皆归国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