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耀武  雷长群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创业活动经济增长效应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GEM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经济效应对比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创业活动类型及经济增长效应差异较为明显，发达国家以机会型创业为主，而低收入国家以生存型创业为主，并且低收入国家的这种生存型创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企业创业类型划分为创新型创业与模仿型创业。本文以西南地区为例，实证检验不同省（市）企业创业活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对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私营企业与个体户企业的创业活动分别反映创新型创业与模仿型创业，即私营企业代表以创新为主的新兴企业、个体户代表以模仿为主的传统企业，以体现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研发活动由于对企业创业活动类型及经济效应的影响作用，毫无疑问也是分析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效应关系的重要相关变量。在Acs et al.的研究基础上，引入生产函数Y=Af（K，L），采用标准的C-D生产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把创业创新能力作用于技术进步中，可得到方程：

 Y                              K

－=A（I，E）f（－）                     （1）

 L                               L

     其中，Y表示总产出，I表示创新能力，E表示创业水平，L、K分别为劳动力投入量与物质资本存量。进而，将模型转换为：

PGDP=α0+α1I+α2E+α3K+ε    （2）

     考虑到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采用私营企业创业指数作为创新型创业的代理变量，而把个体户指数用作模仿型创业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影响产出的的因素较多，为使变量间的关系更符合实际，提高数据估计的准确性，需要在公式(2)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控制变量。具体为人力资本、开放度、政府规模、金融发展程度、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程度，进而有:

PGDPit =α0+α1Iit+α2Eit+α3PEit

+α4Kit+α5HRit+α6OPENit+α7GOVit

+α8FIit+α9FDIit+μi+εit                          （3）

     其中：下标i =1，2，…n代表省（市）；t =1，2，…m代表时期；PGDPit、Iit、Eit、PEit、Kit、HRit、OPENit、GOVit、FIit、FDIit分别为第i省(市) 第t期人均收入、创新能力、私营企业创业指数、个体户指数、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开放度、政府规模、金融发展程度、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程度，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1.描述性统计

     根据前文变量的设置，对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市相关数据作综合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省（市）统计年鉴。

　　2.估计结果

     根据以上数据，对西南地区四省一市作样本回归分析，采用面板模型分别对公式（3）作全样本与分区域估计。估计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F检验、LM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发现全样本适宜采用固定面板进行回归，而对五个子样本进行分析时，为体现各区域的不同特点，因而采用了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同时，考虑到变量较多，某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或截面相关，因此在估计过程中对这类问题进行了综合处理，计量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完成，回归结果见表2。

　　（1）全样本估计

     从表2可以看出，西南地区除私营企业创业指数为不显著的负值以外，其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值都为正值，人力资本指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个体户创业指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各项指标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比发现，私营企业创业指数为负值，而个体户创业指数为显著的正值，说明西南地区总体创新型创业的水平不强，创业活动的创新性和成长性不足导致了区域创业质量的下降，其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尽管创新指标为显著的正值，但创新型创业能力指标却为不显著的负值，说明西南地区可能存在基于知识溢出机会创业的缺乏和区域内创业效率的低下，存在“知识悖论”。也因此说明，尽管某些地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创业活动较为活跃，但实际上创业质量普遍较低，创新程度不高，主要表现为模仿型创业，创新型创业特征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不强 。

     对于西南地区来说，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显现。比如，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GDP的占比，即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为2.10%。相对来说，西南地区普遍不足，重庆、四川的情况稍好，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1.57%和1.67%，而贵州、云南、广西的研发投入强度则分别为0.59%、0.80%、0.63%，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从这方面来说，西南地区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创业，提高创业能力与创业水平。

　　（2）分区域估计

     从分区域回归结果来看，创新能力指标为显著正值的有重庆、四川、广西，而贵州和云南则为显著的负值。代表创新型创业的私营企业创业指数在重庆、四川、云南为显著的正值，而贵州和广西则为显著的负值。代表模仿型创业的个体企业创业指数在重庆、四川、云南表现为显著的正值，而在贵州和广西为显著的负值。可根据创新能力指标、私营企业创业指数和个体企业创业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把各地区进行划分，重庆、四川为高创新创业地区，广西为高创新低创业地区，云南为低创新高创业地区，贵州为低创新低创业地区。

     高创新创业地区重庆和四川，研发与创新型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说明研发与创业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首先，研发投入转化为产出，为创业提供了好的渠道，带来了新的机会，推动了创业的发展，其次，创业活力的增加也反向激励了研发的投入，加快了研发投入的转化。广西作为高创新低创业地区，虽然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正向作用，但广西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并不高，并且代表创新型创业的私营企业指标明显为负值，再加上吸引外资指标及人力资本指标等均为明显的负值，说明该区域研发投入产生的新知识在本区域的转化率较低，进而也可能存在创业环境不完善的问题，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激励等，这样就会抑制基于知识溢出的创新型创业的活力，而更多的表现为模仿型创业， 从这一点来看，广西存在着“知识悖论”。相比之下，贵州的创新能力、私营企业创业能力、金融发展指标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程度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为负值，一方面说明贵州的研发支出不足，例如与重庆相比，贵州的总人口比重庆多六分之一，但贵州的研发支出只有重庆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体现在金融支持不足及吸引外资不足，使得贵州省私营企业创业不强，主要表现为创业质量较低的模仿型创业，即个体户创业，这种低效率的创业显然没有引致相应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也说明了贵州存在着“创业悖论”的可能。对贵州省经济增长贡献度大的主要是资本存量指标与开放度指标，说明贵州省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进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形成了正效应。云南地区尽管创新能力指标显著为负值，但私营企业创业指标却为显著的正值，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效应， 但同样发现，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程度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为显著的正值，人力资本指标在西南地区也表现最好，这说明云南地区在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方面做的比较好，比如，研发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强技术在区域间的流动，积极引入新知识新技术，加大技术转让和交易，也能加快企业创新发展，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由2000～2015年西南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见表3）也能看出来，贵州和广西技术市场成交额排在西南地区最后二位，技术市场成交额少，自然使得新知识向本地的流入和溢出额度小，从而限制了机会型的创新型创业，研发和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没有体现出来，因此会使得私营企业创业指标为显著的负值。

     综合西南地区各省市来看，对各地经济增长都表现为正向作用的指标有个体企业创业指标、开放度指标和政府规模指标；相反，人力资本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普遍不高甚至是负值，这与中国人力资源在各区域间分布不均衡有关，大量人才往往流向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创新创业能力强的人从西部大量流失，自然导致创业水平低、创业绩效差异，进而阻碍经济发展。

     

     企业创新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并且，不同区域之间由于研发投入的差异而使得企业创业活动产生的经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高研发投入与高创业水平区域，研发与创业活动两者相互呈现正面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表现出正向的对经济增长效应。同时，高研发投入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必须以一定水平的创业活跃度为前提，倘若仅有高研发投入，而创业水平相对低下，那么就存在“知识悖论”的可能。在研发投入较低且对新技术新知识的吸收及转化能力较低的区域，基于新知识溢出的创新型创业偏少，主要是以模仿型创业为主，创业质量偏低，这种简单的创业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必然有限，过多的低质量创业也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与经济转型，甚至会受到其他地区产业升级造成的冲击而导致低质量创业亏损和失败，进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及对西南地区的实证检验，可以看出：

     1.根据全样本以及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能够发现，西南地区总体创新型创业的水平不高，虽然创业活动活跃，但普遍质量较低，缺乏机会导向和增长导向，主要是以模仿型创业为主导的传统型创业，创新型企业偏少，创新型创业特征不强，区域内创业效率的低下，研发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总体上存在“知识悖论”。因而，目前来看，企业在西南地区的投资活跃度普遍不高，政府及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普遍偏少，企业创新投资意愿不强，同样，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还需要加强。从人力资本指标即可看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普遍不高甚至是负值，这说明西南地区大量人才流失，创新创业能力强的人大量流失，自然导致创业水平低、创业绩效差异，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由于创业活跃程度及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西南地区各省市之间企业创业类型和知识溢出水平的表现也不同，因而导致各地区的经济绩效也就不同。具体而言，根据创新能力指标、私营企业创业指数和个体企业创业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把各地区进行划分，重庆、四川为高创新创业地区，广西为高创新低创业地区，云南为低创新高创业地区，贵州为低创新低创业地区。相对而言，广西存在着“知识悖论”，而贵州存在“创业悖论”。相对企业而言，重庆和四川是一个较好的投资去处，企业的创新投资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发展，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创新发展支持力度也比较大，企业创新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实现了良性互动。■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GZYB18）、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科技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黔教合KY字[2016]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Aghion，P.，Howitt，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 Econometrica，1992，60(2).

[2] Glaeser，E. L.，Kerr，S. P.，Kerr，W. R.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5，97(2).

[3] Acs Z J，Audretsch D B, Braunerhjelm， P & Carlsson， B. Growth and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2，39(2).

[4] 齐玮娜,张耀辉.区域环境差异与创业质量的“马太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SYS-GMM检验[J].经济管理,2015,(7).

作者单位

董耀武 贵州商学院

雷长群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