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朋荣
关键词：深化改革 制度成本 改革动力 改革目标 存量改革 增量改革
刚过春节，中央就提出要把改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要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
中央如此重视改革，说明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一、克服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体制问题在经济上的反映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体制弊端成正比。中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北大教授周其仁最近专门就中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过不少分析, 他就此算了几笔账：1995至2012年，中国名义GDP增长8.6倍，全国工资总量增长8.8倍，税收增长16.7倍，政府税外收入增长18.8倍，法定五险一金增长28.7倍，政府土地收入增加64倍。
其实，除了周其仁所算的这几笔账外，还有几笔大账要算：
企业办事要大量审批盖章，部分审批人员为了多捞好处，久拖不办，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一家民营企业新建一个项目需要90项行政审批，日常经营中需要56项审批。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成本：企业为了把事情办成，需要经常打点，有的企业这种打点费占利润的10％以上甚至更多。我们每年抓那么多贪官，有的涉案上亿元，有的几亿元，这些数字加在一起，相当惊人。这些钱说到底都是从企业、从老百姓身上刮走的。
2015年商品房销售8.7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占37%，其他税收约占25%。房价的62%是土地款和税费，这些都是政府拿走的。结果，中国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国家之一。面对高房价、高房租，企业不得不提高职工工资。可以说，高房价是推高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而高房价背后的主要原因又是高税费。
除了周其仁所列举的那些成本外，中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至少要加入这几大块。因此，加快改革，突破原有的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已成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突破口。
二、增强改革动力，厘清改革目标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两个推动：一是危机推动或饥饿推动；二是伟人推动。8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结果造成农民长期吃不饱，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手印，宁可坐牢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这就是危机推动或饥饿推动。但光有这一条还不行。因为当时搞承包责任制是搞资本主义，是要坐牢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支持承包责任制改革，18个农民不但没有坐牢，反而成了改革英雄。可以说，没有万里，就没有当时安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而万里之所以敢于支持、能够支持，是因为北京有邓小平同志的支持。这就是中国改革的伟人推动。
中国经济与3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吃饭问题早已解决，不存在饥饿推动的问题。但我们在新的背景下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难题，有些问题如果继续发展，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如债务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资金外流、房价奇高、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危及到社会稳定。
况且，我们的改革也不应该都等到走投无路了、快要发生危机了再去改。靠危机推动改革，不是理智的选择。我们应该抓住有利的改革时机，主动改，尽早改。实践证明，许多改革，时间拖得越久，问题积累得越多，改革的难度就越大，改革的成本就越高。
这次春节刚过，中央就如此大力度地推动改革。说明这次改革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大推动力。看来，改革的动力不成问题。但是，这种动力需要不断强化。要把中央的改革决心转化为各级政府的自觉行动。要将改革的目标量化、细化成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任务。
改革要能顺利推进，除了动力外，还要有目标。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有两个明确目标，即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改革之前，我们遵循的是书本标准，即某个事情能不能干，先去翻书，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讲了没有，讲了就能干，没讲不能干。
用实践标准代替书本标准，就是不管书上讲了没有，都可以在实践中试一试，试成功了就干。承包制在安徽试一试，股份制在深圳试一试，私有制在温州试一试，试成功了，就全国推广。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生产力标准。即什么办法行、什么制度好，看它是否有利于促使生产力发展。这个标准在当时最有名的表达方式就是“猫论”，即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正是这种生产力标准，才有了全国个体经济、温州乃至全国民营企业的大发展。
三、继续坚持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公开坚持书本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已经很少了。但实践标准也同样被不少人所遗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关起门来设计方案，有些方案甚至比80年代的改革思路倒退。我们已经积累了3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经试行过众多的改革方案，哪种办法效果好与不好已经很清楚，将实践证明效果好的方案推而广之，国企改革很快就完成了，用不着再搞那么多方案和试点，耽误宝贵的改革时机。
在今后的改革中，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仍然是检验改革是否正确、是否成功的两个重要标准。
我们应该对那些明显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的体制、政策、法律进行修改和调整。比如，华为的全员持股是华为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制度因素，这一点任正非多次讲到。但按照现有的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能超过50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超过200人。这样的规定对员工持股是极大的限制，许多公司因股东超过200人而无法上市融资，因而这样的规定显然应该修改。又如，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屋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超过此范围的流转不受法律保护。这样的制度影响了农民房屋和宅基地的合理流转，导致进城农民的空置房屋和宅基地的大量闲置，影响了农民财产收入的增加。如果对这样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民房屋和宅基地，中国耕地面积会大幅度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大幅度增加，许多城镇居民到农村买地、买房，发展农庄经济，许多农村就会焕发生机。城镇房价也会随之有所下降。
总之，这一类已经被实践证明明显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的体制、法律和政策都应该尽快修改和调整。
四、把减少腐败和公平分配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适当的收入差别是市场经济的结果，短期内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我国这几十年来，少数人通过股市，通过房地产，通过获取稀缺资源一夜暴富，这都是体制、机制存在漏洞的表现。在今后的改革中，要把减少腐败和收入公平分配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80年代的实践标准讨论，使一大批人从几十年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代人，通过那次思想解放运动，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在中国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使大家接受了市场经济，并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进一步思考各领域的制度创新。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更需要通过思想解放，充分调动14亿人的智慧，通过大家结合自身的工作，动脑筋，想办法，集思广益，这样才能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五、处理好顶层设计与集思广益的关系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集思广益的关系。一项重大改革、一个重要政策的出台，首先要集思广益，在全国或在一定的范围内充分展开讨论，再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对这些意见进行整合，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顶层设计。奋斗在一线的各级干部、企业家等人群是登山队员，他们真正了解哪条路好走，哪条路行不通。上级机关的设计者并没有到登山现场，如果让几个人关起门来搞所谓的顶层设计，很容易脱离实际，很难设计出最佳的体制和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个“一号文件”，应该成为改革的典范。每年一个“一号文件”，其过程就是不让干－试着干－干成了－可以干。先是承包制不能干，但有些地方试着干，结果干成了，中央就下一个“一号文件”，规定承包制可以干，但大包干不能干。但有些地方又将大包试着干，结果又干成了，于是中央又下一个“一号文件”，大包干可以干。通过几个“不能干－试着干－干成了－可以干”的循环以及连续几个一号文件，既充分吸收了全国干部群众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又不断提高制度设计者的认识水平，使制度设计不断完善。
六、既要引进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又不能完全照搬
30多年来，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制度，有的可行，实践的结果比较成功，但也有些制度效果不佳。像这样的制度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调整。例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就是从美国引进来的。这种制度是通过让没有股权的专家学者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当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管理人员进行约束。我国制度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至少有1/3是独立董事。我先后在多家上市公司当过独立董事，实践证明，让一批没有股份的专家学者当独立董事，很难对大股东和经营者形成约束。
又如，国外的上市公司，原有股东上市后立即可以进行股份流通变现，在我国不能实施这样的制度。我国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不高，造假上市、上市后再通过造假账推高股价，然后高价变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根据这种整个社会信用比较差，上市环节腐败又比较严重的中国国情，应该延长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的股份锁定期限，比如至少10年不能上市转让。这样，上市公司造假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上市中的腐败现象也会减少，因为造假对他没有好处。这样也就将大批为圈钱的企业拒之门外，使更多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一心一意做好企业。
七、处理好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关系
要处理好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城镇改革是从商业服务业开始的，而商业服务业主要是从增量开始的。即原有的国有商业服务业暂时不动，在此之外大力发展民营的商业服务业。因为民营的商业服务业大量发展，国有商业服务业在整个商业服务业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民营商业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经营成本就处于主导地位，迫使国有商业服务业不得不跟着改进。
在当前银行业改革中，不应该再采用上述增量促存量的方法。因为现有的银行业巳经处于总量过剩的状态。如果再大量发展新的民营银行，就会导致银行业进一步过剩，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新成立的民营银行由于团队、管理等方面的欠缺，在银行业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有可能处于亏损状态，从而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与此相反，现有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每个县市都有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由于不是独立法人，主要任务就是吸收存款，在贷款方面权限很小。有的银行200万元以上的贷款都要省分行批准。这种体制造成县市资金大量外流。不少县市贷款规模不到存款的一半，形成巨额存差，银行成了县市经济的抽血机。县市银行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也得不到有效发挥。县市银行行长和信贷人员对本县市的企业了如指掌，但他们没有贷款权；省分行的信贷处长对每个县市的企业并不了解，但他们每天却要审批大量的贷款项目。如有的大省有100多个县市，每个县市上报一个贷款项目，信贷处长就要审批100多个信贷项目。有信息优势的人员没有贷款权，没有信息优势的人却有贷款审批权，这种权力和信息的背离，严重违背了管理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让拥有信息优势的人拥有决策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不敢向下放权，放权的结果就是更多的人以贷谋私。
以工商银行为例，如果将县市支行改为独立法人，将每个县市支行变成一家拥有法人地位的独立银行，总行持股30％左右，本县市若干家大企业共同持股30%左右，县市支行的行长和主要员工持股30%左右，改制后的县市支行与工商银行继续保持业务上的联网关系。这样，全国一下子可以增加几千家民营银行。它们拥有民营银行的体制机制，但它们的团队、业务能力和业务基础大大超过新成立的民营银行。因为是存量改革，不会造成银行业的总量过剩。
八、用互联网思维思考各行各业的体制创新
深化改革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用互联网思维思考各行各业的体制创新。
互联网首先带来的是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这就造成了对传统媒体的重大颠覆。如果各行各业还大量印刷报纸，甚至利用行政权力到企业推销报纸，既增加企业负担，又加大环保压力，与时代潮流相背。各级党政部门以及各行业的报纸，其读者都是高端人群，而高端人群都上网。如果这些报纸每天照样编，而且编得更多，编得更好，但不要印刷，放在网上让大家看，整个社会的信息传递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负担也会相应减少，造纸污水会大大减少，植被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自然环境会得到改善。
近年来，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建大学城，几千亩、上万亩土地被占用，投资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全国不少省市都在积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成了重要的国家战略。
其实，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与过去的教育至少有三个重要变化：一是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人们需要活到老学到老；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三是有了互联网，好的教师、好的知识资源可以广泛共享。
在互联网教育充分发展的时代，将会没有名牌大学，只有名牌教授，名牌课件，名牌造课公司。
面对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教育时代，各地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占那么多地建设大学城，国家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拿出现有教育投资的一部分，哪怕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扶持好的课程开发公司。例如高等数学，有的公司投资1000万元，专门研发和制作大学数学课程，请国内外最好的数学教授讲。全国有三四家专业的数学课程开发公司就够了。大家相互竞争，将数学课程讲得越来越好。大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等科目也都一样。优秀的教师是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通过优秀的课程开发公司开发出来以后，通过互联网全国共享，甚至全球共享。对这些优秀的课程开发机构，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国家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建那么多大学城，学生也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地到学校来，坐在教室里听二、三流老师讲课。他们可打开手机、电脑等任何一个信息终端，选听全国乃至全球最好教授的课程。这样，整个国家的教育投资会大大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也会大大减少，教育质量会大大提高。
学生高中毕业后，根据职业选择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有的脱产学习一年或两年，有的脱产学习三年或四年。学习的方式很多：有的到学校集中学习，有的在家里独立学习，有的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有的脱产学习。每学完一门课程，经考试合格后领取一门证书。这些证书就是他的文凭。文凭不再是本科、硕士、博士，而是一系列的单科证书。用人单位用谁不用谁，既要看谁的证书多，更要看谁的知识和技能更适用。这样，人们就没必要为了拿本科、硕士、博士关起门来学十几年甚至20年。许多课程可以在工作之后，边干边学，结合工作的实践学，这样学习效果会更好。按照现行的教育制度，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博士，要学近20年。更要命的是，当他学习20年之后发现，所学的知识大部分都已经过时，因为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太快了。
现行的这种文凭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在一个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的社会，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每个人都要活到老，学到老，证书拿到老。因此需要用动态的文凭取代本科、硕士、博士之类的静态文凭。这样，每个人在学校关起门来学习的时间就会缩短，所学的知识就更加实用。■
编辑 王仕斌
钟朋荣
著名经济学家。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围绕经济改革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与陈进玉合写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一文在《经济日报》头版整版发表后，被《人民日报》等数十家报纸转载。《十年经济改革》一书，对我国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系统总结。
在中央机关工作6年后，于1993年创办咨询公司至今，为全国数百个市县和企业做过咨询服务，并为大庆油田、三九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设计过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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