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玉琦 余瑞祥
内容摘要：激励广度理论指出组织设计应从关注任务分配转向关注人际关系构建，以提升协调效率；由广泛激励出发加强组织集成的路径模型，对于指导组织设计，加强信息处理控制，减少例外管理等效果明显，从而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组织绩效。
关键词：激励广度 广泛激励 组织设计 例外管理
哈维茨（Hurwiez）在创立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激励相容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照自利的行为规则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组织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追求的应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只是某些主体的利益，企业的管理活动需要综合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两种理论共同说明利益分配应考虑一定的范围或宽度，以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最大化组织利益。本文认为，激励广度，即对代理人的行为或结果测量和奖励的聚集程度，应作为报酬结构的重要特征，是组织设计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组织设计要加强集成
组织设计的目标是建立有益于计划、指挥、控制等管理活动的系统，以协调代理人的活动使其更富有效率，提高组织收益。协调活动需要交互信息，因为群体内信息处理的效率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而下降，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成为必然的趋势。通过分工，降低了群体的规模和异质性，群体内部信息交互的效率能够提高，但群体之间的交互效率可能降低。因此，专业化会导致分化，并不能完全解决协调问题。
对于一个给定的任务分配给代理人，除了分工之外，设计者还要考虑提高组织的集中程度，以此来加强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提升协调效率。可以借用Phanish Puranam等人（2012）提出的“组织集成与管理效用”模型予以解释（如图1）：
组织设计可以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即：设计者的如何划分、分配任务的知识（架构知识）和代理人的如何集成任务、协调努力的知识（预测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组织集成可以由“设计者的构架知识”或“代理人之间的预测知识”来获得，集成度随着二者知识的增加而提高，同时，例外管理的需要随之减少。
原因在于：协调机制主要有计划（编程）、反馈和分层监督三种类型；计划和反馈与架构知识和预测知识有正相关关系，即与集中度正相关；分层监督主要处理由前两个机制的局限而产生的例外。当架构知识和预测知识有限（即集中度低）时，计划和反馈作用受限，使用分层监督的比重增加，对例外事项管理的比重也随之增加。
二、加强组织集成的路径分析
如图1所示，通过提高组织的集中度，提高计划和反馈机制的协调作用，从而减少例外管理事项，能够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但是，由于组织设计者的构架知识随着设计者的确定而外生或短时间内难以提高，因此，组织集成主要依赖于代理人之间预测知识的增加来加强。
代理人之间的预测知识通过信息交互来形成，提高代理人预测知识的有效途径是强化他们之间的信息处理活动。可以说，通过信息处理活动促使代理人之间形成预测知识是确保系统内代理人之间成功协调和加强组织集成的有效途径。例如，定期沟通、相互观察或者根据过去的经验等。因此，强化代理人之间沟通和协调的动机，是提高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加强组织集成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1. 组织集成的假设路径
如图2，假设加强组织集成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工作任务本身的相互依存性，使代理人产生了处理工作时的交互依赖性，继而产生信息处理的需要即认知依存，从而通过信息交互活动加强组织集成。二是宽广度的激励创造了代理人处理工作时的交互依赖性即代理依存，然后通过认知依存加强组织集成。二者的差别在于，在代理人产生代理依存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的是任务本身还是激励机制。
2. 对上述路径的比较分析证明
（1）由代理依存到认知依存（信息交互）
代理人之间的依存性是指，其中一个代理人获得完成任务的回报与另一个代理人的行为有关。对于两个代理人，如果其中一个的最优化策略依赖于对另一个的行为预测，称他们之间有认知依存。代理依存的产生使代理人成为了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其利益目标，他们将关注和了解对方的行动，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认知依存随之产生。
如果两个代理人间存在认知依存，为了采取博弈行动，他们必须有关于对方的预见性知识。在“有限理性”假设前提下，预测知识需要通过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处理活动来形成，例如：沟通、相互观察、学习、联合决策等。于是，信息交互随着认知依存而产生。
案例：
某策划公司接受了一家电气公司的外包业务，为其上市一种新产品而工作，包括形象宣传和构建营销网络两项任务。策划公司把这个项目分给两个团队去完成，A负责新产品的广告宣传，B负责构造营销渠道。合约规定，只有两项任务都使电气公司满意，电气公司才愿意付款给策划公司，这两个团队才可以获得酬劳或奖金。两个团队任务独立，但是由于利益相关都将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绩效，若A提供了不合格的产品，考虑到团队之间奖励的依赖性，B也不愿再花费过多的努力。也就是说，B需要选择他的努力水平建立在他对A将投入多少努力的预期和以往的经验上，这将通过沟通和信息处理来形成。
再来考察这家电气公司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部门。他们的任务具有相关性，因为其共同的目标是推出新产品，设计部门的产出是制造部门的投入。但是，这两个部门沟通意愿的强弱和配合的密切程度与有无代理依存直接相关。该公司之前以两部门各自任务的完成为奖励依据，即无代理依存，由于激励不相容，研发部门缺少生产部门的支持，信息沟通不畅，研发周期较长。该公司进行了制度改革，以新产品制造出来为奖励依据，即有代理依存，由于激励相容，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有效沟通，研发部门关注生产部门的制造能力，生产部门也积极为研发部门提供技术支持，产品研发周期大大缩短。
由此可见，代理人之间的代理依存关系通过认知依存的作用能够产生信息交互需要，组织可以通过创造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使他们产生认知依存，以达到加强信息处理，提高集成度的目标。
（2）代理依存如何产生
通过组织集成假设路径可以看出，两条路径区别的焦点在于调节因素不同——即任务依存还是激励广度。两个任务具有相互依存性是指，执行其中一个任务获取的价值与另一个任务执行与否具有相关性。包含两种情况：①两个任务共同依赖同样的有限资源作为输入；②其中一个任务的输出可能作为另一个的输入。
在组织中，任务依存和代理依存可能同时存在，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任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无必要，也不足以让代理人之间产生相互依存关系。以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中制针业的例子用博弈行为予以证明：
情形一：工作任务相互独立，但代理人之间有依存性。工厂有每天生产40根针的任务，由甲、乙两个工人来完成。每人单独生产20个。若两人获得报酬依赖于40根针全部完成，则其中一个人获得20根针的劳动报酬就与另一个人的完成情况有关。这时，虽然工作任务是独立的，但代理人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任务的相互依存性对代理人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是没有必要的，由广泛激励而产生的报酬的相互依存是产生代理依存的充分条件。
情形二：工作任务有相互依赖性，但可以没有代理依存。工厂实行专业化，甲每天生产4800个针头，乙每天生产4800个针尾，合在一起每天生产4800根针。这时，两人的工作任务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如果只要甲和乙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付给相应的报酬，代理人之间就没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任务的相互依存性对代理人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充分的，报酬的相互依存对产生代理依存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任务相互依存是代理相互依存的既不必要也不充分条件，报酬相互依存即广泛激励是代理依存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简言之，代理依存由广泛激励产生。
三、广泛激励在组织设计中的作用与机理
1.激励广度可作为组织集成的调节器
在“有限理性”和“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代理人产生代理依存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的是激励广度而不是任务的依存度；广泛激励通过创造代理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使他们之间产生了认知依存和信息处理需求，从而产生信息交互活动，最终加强组织集成。其路径模型如图3所示。
因为，任务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产生代理人执行任务的相互依赖性是既不必要也不充分的，代理人之间的依存关系完全取决于他们报酬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激励广度。当代理人面对的激励广度越宽时，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当代理人面对的激励广度越窄时，他们是独立的。即：激励的广度能够创造代理依存。组织设计者可以通过改变和调节激励的广度来控制代理依存，从而调控信息交互，加强组织集成，不论任务是否相关。
2.广泛激励产生信息交互需求作用的机理
任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通过检查代表该组合系统任务的价值功能来评估，而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取决于代理的激励功能；一般而言，这些将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任务相互依存和代理人相互依存之间会有相应的分歧。故而，任务依存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交互需要没有必然的联系，除非把一个宽的激励结构作为暗含的前提假设。由此，广泛激励是产生信息交互需要的根本原因。
四、结论
本文开发了由广泛激励出发加强组织集成的路径模型，辨明了工作任务本身的依存性不能强化代理人的信息沟通，指明了代理依存在组织设计中的关键作用，在指导组织设计特别是创新性工作团队建设中有一定实际意义。建议组织设计应从关注任务分配转向关注人际关系构建，组织设计者可以利用激励广度的调节作用，通过提高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来减少例外管理，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组织绩效。认为组织应尽可能通过激励制度设计创造对称的代理依存，以强化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结果符合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即参与者理性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与机制设计者所期望的策略一致，从而使参与者自愿按照机制设计者所期望的策略采取行动。■
主要参考文献
[1]Colfer,L.& Baldwin,C.Y.2010.The mirroring hypothesis:Theory,evidence and exceptions.Working Paper No.10-058,Harvard Business School,Cambridge,MA.
[2]张维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
法玉琦 中国地质大学
余瑞祥 南阳师范学院
栏目主编 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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