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宏观经济增长仍将波澜不惊，但闪光点不会缺乏，那就是改革攻坚战的全面启动，这是中国可能继续向好、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根本选择。

文／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13年以来受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外部经济复苏偏弱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回升形势，这对市场和投资行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钱荒”并不是金融风险的显性化，而反映了市场的急躁情绪。宏观调控思路、方式的创新是2013年的最大亮点。坚持货币政策不“放水”，市场开始对此极不适应，但确定了“合理区间”调控目标和政策框架，以及用改革的办法促内在活力的增强、下决心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在三季度后终于取得了“稳中向好”的新局面，得之不易。靠刺激性政策稳增长，既难以稳短期增长，更无法稳长期增长，相反容易产生巨大的后遗症，因此，必须改变或放弃。与2013年相似，2014年的宏观经济增长仍将波澜不惊，但闪光点不会缺乏，那就是改革攻坚战的全面启动，这是中国可能继续向好、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根本选择。

 

 

 

　　

1. 产能过剩严重，将继续抑制企业效益和投资意愿改善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IMF认为，金融危机前中国产能利用率大概在80%左右，2011年已经降至60%左右。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体在70%-75%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60%，风电设备中的风机产能利用率不到70%。同时，我国部分行业的先进产能却相对不足，大量的高端产品仍需进口。以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钢铁业为例，中国钢铁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产品主要是板卷材，尤其是宽厚板，而高端冷轧产品产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过剩产能问题持续得不到逆转，将从需求和价格两方面抑制投资需求增长，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产能过剩不仅引发恶性竞争，造成企业效益下滑，而且产能过剩行业不良贷款的增加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利润率较低，产能过剩行业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于研发，不利于产业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先进产能不足，导致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将在中长期内抑制总供给，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2. 货币信用快速扩张而实体经济增长乏力

　　2013年前11个月累计社会融资规模达16.0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2万亿元。2013年11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尽管货币信贷增长较快，但实体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不少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大量的资金只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资金使用效率低，而且容易引发像“钱荒”相似的金融市场波动和风险。据调查，目前我国资本利润率为22%，房地产为28%，而工业仅为6.4%。与实体经济相比，非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高，比较利益诱导大量资本流向房地产和金融等非实体经济领域。近年来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比例持续降低，从而导致“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调查表明，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些传统制造业竞争能力很强的地方，很多制造企业纷纷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投资行业。江浙一带股权投资基金（PE）行业近年的大量兴起，其中有不少资金来自转型的制造业。

3. 外需不足问题将持续化

　　外部市场需求的疲软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的订单下滑，出口增长陷入低迷。汇率、劳动力工资等出口成本持续上升，加大了出口企业的出口难度。2002-2011年间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11001元上涨到36665元，增长了3.3倍。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和农民工收入均有不同程度上涨，2010年、2011年农民工工资涨幅更是高达19.3%、21.2%。长期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人数、适龄劳动力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劳动力成本长期呈上升态势。内外因素导致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对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

4. 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加大

　　上世纪90年代后，通过借债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其负债规模也越来越大。到如今，一些地方已是债务缠身，有些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处于失控状态。从目前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面临财政入不敷出、赤字持续扩大的困境。这一方面，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使“唱空中国”的机构有充分口实，另一方面则制约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增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社会公共服务和改善环境的需求增长将明显快于一般商品，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势必将严重影响公共建设和服务能力的增长，形成“短板”更短，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 经济的阶段性变化制约经济增长回升

　　2013年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社会普遍预期的明显回升趋势，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向次高增长阶段，宏观经济增长将较长时间在７－８%的区间运行。

　　2013年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稳中向好”并不会转化为“企稳回升”。一是全球经济尽管处于明显的复苏态势之中，但复苏基础不牢，主要是仅为美国经济的好转，其失业率高企于７%也显示这种复苏是局部的，力度有限，而且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洲的复苏相对较弱，新兴经济体则出现了加快调整的态势。更主要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前堵后追”的局面，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巨大的制约。二是我国经济调整是在房地产仍然十分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的，金融危机以来，所有的方面都在调整（出口、投资、消费、工业等），只有房地产未调整，我们的看法是房地产不调整，中国经济就看不到底，只有调整后出现的底部才是真正的底部，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经济调整的主要压力将是房地产景气反转。从相关数据看，我们认为2014年房地产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三是消费相对不足的形势将会继续。2013年居民收入增长的放慢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会对未来一两年的消费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

　　因此，我们预计2014年经济增幅是走平，上下波动不大，不会出现明显上升，下调的空间有限，在７%至８%区间内运行。可能的变化在结构变化上，行业分化较为明显。

2. 对重要经济指标增长的预测

　　(1) 出口有望保持平稳增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2013年都不同程度出现企稳复苏态势，预计2014年美欧日都将进入缓慢复苏通道，但复苏进程都存在一定风险。全球经济整体向上带动中国出口趋势回升，但复苏进程缓慢。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出口回升幅度有限。2009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15%，即使考虑到这一时期海外需求的萎缩，人民币高币值对出口的抑制仍然比较明显。预计2014年出口增长８%左右。

　　(2) 投资增长将与上年持平。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赋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给予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样的权利。这对土地财政是一大挑战，但却给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大量投资机会只能依靠民间与社会资本。三中全会以后，预期随着投资领域的放开和投资项目审批权的下放，2014年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活动会逐步活跃，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投资的较快增长。2014年，预计社会投资增长与2013年持平。

　　(3) 消费增长将小幅回落。2014年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居民收入的增加，不利因素是“八项规定”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规章对政府消费的抑制。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政府消费支出减小，2013年的消费比较低迷，消费对GDP的贡献比2012年下降1.8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较为平稳，严控“三公消费”的举措对消费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压力，预计今后几年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将会持续。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民众“有钱也不敢花”的背景下，转向消费引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仍需时日。受收入偏慢的影响和企业效益增长不均衡影响，2014年消费增长有可能小幅回落。但服务消费将会保持较快增长。

　　(4) CPI温和上升，PPI有望转正。预计2014年国内农产品生产稳定，受农村改革以及投资的持续增长影响，我国农产品产量稳步提高，保障了我国的食品安全和价格稳定。预计2014年肉禽食品类价格基本与2013年持平，涨幅在6.0%以内，而水果蔬菜供应充足、粮食价格小幅上行，预计全年CPI增长3.2%。

　　PPI与经济景气高度相关，从运行周期看，PPI似乎正在触底反弹。但如果2014年国际资源价格表现不佳，那么PPI也缺乏上行动力。由于基数问题，2014年PPI仍然有可能跌幅收窄。

 

 

　　

1.对宏观调控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的建议

　　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保底，这是新一届政府对三大政策的基础定位，2014年仍将坚持这一定位。就2014年的宏观调控目标和货币政策，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由7.5%下调到７%以上。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经验和长远目标的综合考量，建议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以上，且到2020年前基本不变化。主要理由是：一是将下限和底限目标统一起来，以免形成对下限、底线目标不统一所带来的增长预期不稳定性。二是7%的经济增长目标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都属于高增长，主动适当降低点经济增长目标，负面影响不大，而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却在增强。同时，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也有利于国家把更多的宏观资源用于调结构、促转型上。三是经济目标适当下调和下限、底限目标的合一，能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需要。要完成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未来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8%就可以了，而从潜在增长率角度看，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大概是7%－8%，高于和低于这个区间都可能引发更多的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四是经济增长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对就业的影响不大。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趋势的逐步形成，我国GDP每1个百分点的增加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增就业量。

　　（2）将CPI增长的调控目标确定为4%以内。主要理由是：一是经济增长在7－8%之间运行，通胀压力不大，但考虑到为资源品价格改革留下空间，可适当调高物价增长的目标。为了减弱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物价上涨压力，可从稳农业、增加低收入家庭补贴的办法予以化解。二是为了避免对通胀目标的误读，增加政策的操作性，有必要将上限、天花板合一，将合理区间的上限更加明朗化。三是这一目标的确定既考虑通胀压力也考虑通缩的影响。总结过去10多年的经验，我国CPI增长超过5%的仅出现过两年（2008年和2011年），原因都是由于食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内在性的通胀压力不大。从未来趋势看，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相对不足反而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的通货紧缩。因此，取过去10年CPI增长2%－6%的中间值作为未来物价调控的目标值可能比较合适。

　　(3)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不变，重在促改革激活力。我们认为，市场预期和央行调控之所以屡屡错位，是因为央行关注的流动性层次更高，考虑问题的视角也更宏观。尽管货币市场动辄“寒意逼人”，央行关注的总量流动性仍是较为充裕的。2013年6 月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不断抬升，但金融机构超储率并未下滑。由于表外融资的快速膨胀，广义货币增长也显著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在增长数据稳健，通胀中枢抬升之际，实在看不到央行有“放水”的理由。且在美联储退出量宽之前，资金流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央行政策不会有较大调整。因此，预计M2增速将自14%降至13%，社会融资总量在2013年18万亿元的基础上提升至19.5万亿元。应把重点放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上。银行间大额可转让定存市场有望逐渐发展壮大，如果再辅以存款保险制度的落地，那么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可能超出市场之前预期。当然，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前提之一，即商业银行“硬预算约束”的真正构建，仍是形式上已完成而本质上尚未竟的。因此，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重塑的“倒逼”可以期待。

2. 对深化改革的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要“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淡化短期稳增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2014年经济领域改革将显著提速。我们建议应加快推进以下改革：

　　一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更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向市场放权、向基层放权、向社会放权，把该管的管到位，该放的放到位。

　　二是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释放巨大的潜力需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是加快金融“两率”市场化，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再配置效率，优化金融结构，主要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四是适时出台资源品全面市场化改革方案。分步放开水、电、气价格，加快运价（铁路运价）市场化，完全取消煤电价格管理，实行类似于油价联动的煤电联运机制。同时，放开除网络型垄断环节外的所有相关产业的上下游准入和定价管制。

　　五是重视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防控，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重点任务中，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是有深意的。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确实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尽快予以化解。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将会为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创造条件。具体来讲，就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以及风险化解，有利于推进地方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地方税收体制的重组，还有就是从根本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

执笔人 郑慧

参加讨论 王小广  胡琳琳等

编辑 王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