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来惠民
关键词：企业文化推进 战略提升 特色品牌 文化延伸
众所周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于定规矩往往着重于长期的行为标准，因此，所定的规矩就会成为改变各行各业未来的重要因素；进而，在面对时代变迁的需要时，我们应该抱着谨慎的态度，采取规范的行为，破旧立新。否则，不论是一时的舆论，还是长期的效果，都有可能事与愿违。
比如，在2013年新年伊始推出的那个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其中的“闯黄灯扣6分” 备受质疑。尽管管理方频频解释，最终，还是在新规推行的第六天对外宣布，对“闯黄灯”行为以教育为主，暂不处罚。这或许只是暂时的风平浪静，但却值得我们回味，进而更应该思考，在制定规矩的过程中和在新规发布之前，应该注意些什么？
规定应该具有“合理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规定越接近必要就越正当。如果制定规定的目的在于营造健康的交通环境的话，“安全”和“畅通”就应该成为交通管理希望达到的结果；而产生如此结果的前提，显然是交通的井然有序。为了实现交通的井然有序，我们需要从“识别问题”、“选择对策”这两个方面着手定立有针对性的规定。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摆事实，抓要害。通过统计分析，利用帕累托等方法，揪出那些名列前茅的威胁交通秩序的罪魁祸首。这里的关键，是要去伪存真，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其次，我们还要讲道理，定规矩。从笔者的住所往下看去，十字路口的路况不容乐观。除了机动车还能“令行禁止”，各色“非机动车”和行人大多不遵守交通信号灯。如此看来，仅把机动车“闯黄灯”定为引发路口交通事故的主因，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然而，真实的管理有难有易。虽然我们应该根据因果关系，着手“源头管理”，但如果特别费劲怎么办？于是，根据“孤掌难鸣”的道理，当管理方实在管不住“中国式过马路”的各色“非机动车”和行人时，通过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减少交通事故，似乎就有了依据。 不过，这样的“欺善怕恶”，是管理对象的不当转移。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减轻管理方的压力，但却有“管理错位”之嫌。 因此，规定具备了合理性，才能赢得广大参与各方的理解与支持，带来执行的主动性。 如果用乘法公式来表达：规定的合理性=目的的正当性×目标的针对性。只要不符合“目的的正当性”和“目标的针对性”这两个要素，规定就难以赢得参与各方的理解与支持；强人所难，带来的将是普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付，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合理性既关乎良好的结果，又关乎自觉的执行。因此，在可行性论证当中，合理性论证首当其冲。
规定应该具有“可能性”
如果说，合理性影响着规定产生的结果，可能性则代表着规定实现的概率。在现实中，由于能否“达标”往往与被管理方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备受关注。实际上，现实操作的可能性，是可行性论证的又一个方面。要想确保参与各方都能够执行，就需要提高现实操作的可能性。 “可能性”应该从具体的管理对象考量。其中，第一要看被管理方是否力所能及，即被管理方是否能普遍地、有能力从容不迫地做到规定的要求。只有这样，规定才具有实现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执法才能够惩戒少数惹是生非者，而不会把多数安分守己的人也囊括其中。第二，如果被管理者力不从心，还应该看看外部条件是否能够给予相应的弥补。对“闯黄灯扣6分”之所以激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改变了原有交通信号灯的作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红灯禁行，绿灯通行，黄灯警示；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而新规取消了黄灯作为红绿灯之间的警示过渡作用。问题随之而来：绿灯变黄灯说变就变，而驾驶人又难以让机动车说停就停，这该怎么办呢？可见，有条件才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才能上。当被管理方执行新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管理方有责任通过给予一定的外部支持，方便被管理方做到规定的要求。比如，在黄灯亮前给个警示，以防司机们措手不及。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可能性只关心客观上能否做到的问题，面对社会那么广泛的“拍砖”与“吐槽”，一味地解释来解释去，总给人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感觉；倒不如在规定出台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由主管部门驾驶一辆满载参与人员的大公共，装上几个多探头高清广角行车记录仪，在不同的路段，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走上几遭，就都明白了，让“事实胜于雄辩”。 规定具有了可能性，才能使得被管理者在客观上普遍做到规定的要求。如果也用乘法公式来表达，规定的可能性=被管理方的自身能力×外部条件。只要“自身能力”和“外部条件”这两个要素有所欠缺，管理方就应该通过角色换位扪心自问：自己能够做到吗？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推行的用意将被质疑。
可行性是合理性和可能性的统一
合理性和可能性是规定行之有效的两个基本要素。合理性在于产生的结果，可能性在于实现的概率；它们服从乘法原理。即：合理性×可能性=可行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许多人只关心可能性，但可能性解决不了不合理造成的后果。还拿暂不处罚的“闯黄灯”来说，如果管理方在统一调整了全国信号灯设置（增设了绿灯闪，或增设了倒计时）以后，恢复了对“闯黄灯”的处罚，别的不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闯绿闪”会不会很快成为引发路口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呢？或者，“争抢倒计时的最后1秒”会不会很快也成为引发路口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呢？于是，从最初的禁闯红灯，到禁闯黄灯，到禁闯绿闪，或禁闯倒计时的最后1秒��管理方这样的从严管理，只能使得规矩越来越多，管理成本越来越大，管理机构越来越庞大，而管理的效果呢？正如“帕金森定律”指出的那样，复杂化带来低效率。由此可见，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 我们的不少规定之所以在事实上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就在于规定自身的不靠谱。进而，这些规定甚至成了“害群之马”，在客观上损害了规定应有的权威和尊严，并持续侵蚀着应有的环境秩序。 如果我们能够从定规矩开始就认真起来，视“不可行”为“有缺陷”，不让有缺陷的规定问世和延续，进而 “自上而下”地带来“上行下效”的逐渐改变。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择善而从，换个地方就不守规矩，究其原因，如老子所言“人法地”。这个“地”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健康程度与其中的规矩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在当今这样一个动态多变的环境里还倾向于急功近利的话，为了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推出的规定就容易过度严苛,以至伤及无辜，加剧环境的变化不定。 可见，定规矩应该着眼于长治久安。只有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各种事物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以及它们的发展演变规律，才可以通过制定各种行之有效的规定，促成事物不断从无序向有序方向转化，从而塑造出充满着人性化的和谐环境。■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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