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 文/余胜海
关键词：李嘉诚 财富伦理 慈善 仇富
美国著名作家吉姆·柯林斯在其名著《基业长青》中总结了全球最优秀长寿公司的许多相同点：“一个企业或者组织的核心价值就是怎么能够保持这个组织长盛不衰的一些信条，它不是特定的文化内容，更不 是具体的作业方式，也不是短期的盈利目标，是在赚钱之外还能够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能够指导着企业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某种意义上，已85岁高龄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正在低调地建构着这个理由。他对“仇富”一笑置之：“君子爱财更要用之有道”。 按照惯例，香港媒体每年有三次机会采访李嘉诚，分别是每年的3月和8月长和系年终和中期业绩会，以及每年5月的股东大会。而就在前不久举办的长和系2012年全年业绩记者会上，除了不断向内地及欧洲等地延伸的商业触角外，更令人瞩目的则是李嘉诚显要的财富地位开始招致非议。 在香港，李嘉诚的印记无处不在。有看得见的，比如中环的摩天大厦、葵涌的货柜码头、分布在各区的地产项目、百佳超市和屈臣氏，以及媒体上有关他分家产的头条新闻；也有看不见的，比如港岛的供电，小区里的物业管理，数百万家庭的电话服务和收费电视。2013年1月10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李嘉诚财富增至300亿美元，继续稳坐香港首富宝座。 于是，“树大招风”的现实再次上演。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业绩会前，多个社会团体手举横幅和标语在长实集团大楼内，抗议李嘉诚年赚逾67亿港元，却合理避税缴纳零元所得税；要求政府创设“李嘉诚税”，即资产增值税、股息税和累进利得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 对此，李嘉诚回应很是淡定，媒体甚至用了“一笑置之”的字眼，并引用了原话称：“这正是我多年来加大海外投资的原因，树大招风，引起社会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我垄断香港，那我就去欧洲、去北美、去内地投资。” 此番回答显然带着调侃的味道，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李嘉诚第一次面对类似的问题。2010年8月份，他就曾被问到如何看待“香港社会‘仇商仇富’的情绪以及地产商加剧了贫富悬殊”等问题，只不过那时的李嘉诚回答的极为坦诚和情真意切。 他称自己不仅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加是要用之有道，这样才是社会更全面的动力。李嘉诚还透露，不计算公司，单单是他本人，在过去30年通过旗下基金的捐献，就已达130多亿港元。 此外，他还称，基金会同仁好努力，其实在香港都做了很多，但较低调，现时基金会在内地有百多个项目，但所有捐赠项目的大楼都不用他的名字。言语间，他还多番强调，自己爱香港，能为香港做点事自己觉得很安慰。 事实上，从李嘉诚的财产分配方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对慈善事业的重视：慈善基金，成了他“第三个儿子”。 2012年5月25日，长和系股东大会后的记者会上，李嘉诚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财产分配计划。根据李嘉诚的安排，实业部分即未来长和系旗下所有资产，将会交予长子李泽钜管理。他将得到超过40%的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的股权，以及加拿大最大的能源公司赫斯基35%的股权；这三块业务也是李嘉诚旗下最值钱、权重最大的资产(约2000亿港元)。 次子李泽楷将得到父亲的现金资产，用于并购他喜欢的公司，其金额则以“倍数计”。李嘉诚说，李泽楷所并购公司不会涉及目前长和系旗下的“六个系”业务，也不是传媒、娱乐项目，而是传统和长远的项目。即使并购不成功，他也会预备这笔资金让小儿子发展新事业。 而他的“第三个儿子”，就是他的慈善基金。基金会的资产会交由两个儿子管理，并由长子李泽钜担任主席。李嘉诚承诺，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会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 事实上，对于财富巨头们如何处理财富，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因为财富或资本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具备了两面性。反对它的人总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话：它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拥护它的人像哈耶克一样真心地认为，它以利润作为驱动，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同时，造福了所有人。 而杰出的财富主义的实践者，那些伟大的商人和企业家们，同样认为财富具备两面性，它不仅仅是记者和作家们指责的贪婪残酷和谋求暴利，它同样代表着为公众服务的奉献精神。于是，“财富巨头+道德楷模”成为人们翘首以盼的完美偶像，比如卡耐基。 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创立了卡耐基基金会，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最终，作为美国第一代的超级富翁，卡耐基捐出了他的全部身家。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句触达企业家灵魂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再比如，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他甚至和卡耐基展开了行善的竞赛。卡耐基留下了遍布全美的公共图书馆和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的遗产则全部成为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产。 而且，约翰·洛克菲勒总是固执地相信，自己只是受上帝的委托，为上帝可怜的子民们暂时保管那诱人的财富，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那些男人们会把自己辛苦一周从工厂中赚到的钱花费在街头的小酒馆内，他们很凶地抽烟，饮酒的间隙大声喧哗。回到家里，他们则欺负老婆和孩子。他们需要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来帮他们管理多余的财产。 在卡耐基与洛克菲勒的带动下，西方的慈善文明逐渐成熟，比如后起之秀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等。然而，相较之下，中国大陆的富豪“财富观”却颇为不乐观。 我在2011年出版的《草莽生长：十大富豪的创富之道》一书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财富涌流的热土。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在创造财富方面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涌现大量亿万富豪。据《福布斯》统计，到2010年，中国的亿万富豪总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但频频落马的富豪却让国人看清了一些富豪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和“现罪”现象。有太多的富豪发家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利润的获取似乎过于轻松，财富的规模过于集中，财富的累积路径也似乎不太能让世人信服。 而在财富崛起充满争议的另一面，则是中国不少富豪缺少“慈善观”，社会责任感缺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在慈善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有的甚至榜上无名。 对此，有人甚至犀利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富一代”，正想着如何“一世”又“二世”，直至“既寿永昌”地使个人财富为子孙享用不尽，遑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财富伦理。因此，如何践行真正的财富主义精神，大陆富豪们还应多勉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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