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巴曙松 郑军

 

    从国际经验观察，推动和重塑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是经济条件的变化，而经济条件本身存在周期性起伏，因此，城市化并不必然与增长相联系，也有可能与衰退相联系。某种程度上，城市存在一个难以避免的生命周期，它类似于一个生命体，有出生期、成长期、成熟期，也自然会有萎缩期。

    因为有周期，所以有转型。城市的周期性收缩也可能成为新的潜力，从而产生由危机到革新的转变。那么城市周期与转型的问题也为城市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新的方法和思路应对城市的周期与转型，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增长。在这样一个城市转型的过程当中，金融系统的角色转换也同样重要，换言之，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不仅应该为“城市的增长而服务”，也应该为“城市的转型而服务”。

 

    尽管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突破50%，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6.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却只有60%左右居住在650多个城市（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仍有40%即2.8亿左右的常住人口居住在近2万个镇区。

    从多个经济指标衡量，镇区和市区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人口规模看，市区平均人口超过50万人，而镇区平均人口则在1万人左右，这样的人口密度不足以产生现代城市经济所具备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率；从产业和劳动力就业情况看，镇区平均工业企业数量仅仅为市区的25%，平均就业人数不足市区的10%；从投资密度即建成区每平方公里获得的投资规模看，镇区是市区的10%。在这种显著的差距之下，镇区由于人口密度低、企业规模小、基础设施条件差，既无法充分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更无法实现城市经济所必须的生产、消费、贸易和交通运输的规模效应。因此，中国的城镇化的空间布局事实是一个极为分化的状态，最大的差距不是体现在大中小城市之间，也不是沿海与内陆城市之间，而是体现在市区和镇区之间。

    考虑到这种现状以及下一阶段中国城市化转型的主线索，中小城镇向中小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关键环节，金融部门则应该在这种转型之中发挥必要的金融服务功能，这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弥补镇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但这需要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在当前财政体制下，镇区在财政上并不独立，税收多由县级政府征收，导致镇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也没有足够的还款来源；更重要的是，从现行法律上，镇区政府不具备独立借款人资格，也不太可能向金融机构贷款，而银行从风险与收益匹配的角度，也不太愿意向镇区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可行的融资途径要么是更多地借助于市场方式融资，要么需要商业银行的融资模式创新。其二是顺应镇区农业工业化、立足于农产品从事简单加工和部分深加工的产业趋势，提供适当的金融服务。从目前的数据看，镇区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在45%左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随着耕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速度加快，镇区农业现代化的融资需求将会出现显著增长。更重要的是，现代农业越来越基于大量的城市输入，也越来越依赖于城市提供的广泛的金融和科技服务。因此，对城市产品的需要自然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镇区经济事实上联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天然平台”，如果金融系统能够协助完成这种联接，那么也是一种新的发展空间。

    总体上看，中小城镇向中小城市的转型一方面为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金融，包括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商业银行全资持有的贷款子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适当的金融介入也是中小城镇成功实现转型的重要支撑。

 

    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内陆城市群扮演的角色既不同于中小城市和城镇，也不同于沿海已经较为成熟的大城市。它们具备几个典型的特征：其一，内陆城市人口扩张的趋势仍在延续，人口密度会进一步提升，是下一阶段城市存量和增量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阵地；其二，处于承接来自于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内迁的阶段，也处于产业升级和再工业化的阶段；其三是城市群内部中心和外围之间、城市和郊区之间的交通设施和通讯网络化建设仍存空间；其四，在土地扩张受限的前提之下，城市群的发展将由过去低成本快速扩张转身内涵式效益型路径。

    基于这几个特征，未来金融系统提供服务也要有所转变：其一是为转移人口市民化融资。这可能会产生几类城市生活设施，特别是城市用水、燃气管道、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及公共租赁房等。其二是为产业转型而融资。对于一些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科技型企业，可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收益和风险特征，给予一定的金融服务。其三，为城市群基础设施网络化而融资，可以预见，未来地上基础设施（城际公交、城际铁路、城际客运、支线机场）、通讯网络、地下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石油燃气管道）的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城市群内部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的一体化，这类投资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

 

    沿海发达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发展服务业，既符合城市转型的方向，也是这些城市的优势所在，因为，一方面对于消费者必须亲自到场的非贸易服务业，最为关键的变量是市场规模、消费者的出行意愿及消费行为的频度，有的服务如时尚服装店、专业医疗保健、专业教育、歌剧等需要大的市场、且消费频率不高，所以通常会集中在大城市。另一方面对于贸易服务业，有一些之所以必须集中在大的中心城市最主要的约束是面对面的接触需求（如律师、会计师、金融业、管理咨询业等），对这个约束条件不那么紧的服务业则可以落户在外围城市。

    因此，国际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大都市往往是现代服务业中心，这也将是未来中国沿海城市的必然转型方向。

    这种转型对于金融系统而言，也会产生新的挑战。与工业城市的金融需求不同，在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也引发城市工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重组与并购活动，最终将城市竞争力的导向由制造转向服务，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观察这个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系统中，金融的支持作用已经不是体现在对制造业生产活动的支持，金融成为制造业并购的推动力。反过来，一旦城市完成向服务业的转型，实体经济的利润来源、风险分布、融资期限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也对金融系统提出了新的需求。以服务业为核心特征的城市化阶段，规模的重要性下降、小众或个性化生产的比重上升，而且伴随信息通讯网络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消费的空间约束有所弱化，供应链的配送和反应效率显著提升，使得立足于定制化的消费比重增多，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小众生产的可能空间。因此，大规模生产向小众化生产转换，也必然会进一步刺激金融系统由工业时代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转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