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企业的不断运用和实践，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也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的课题：那就是随着西方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适用环境的变化，西方理论正遭遇着由文化“移植”和文明冲突带来的严重的“排异反应”，我国的企业需要重新审视管理这一永恒的话题。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管理理论被认为是完全的西学，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管理体系几乎全盘西化。中国企业在运用西方管理理论历经30多年发展的历程中，规模越来越大，但矛盾也越来越多。

1.企业目标的偏差

    我们原来定义企业的时候认为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现在管理学提出管理的目标也是使利益最大化，包括新经济学、古典管理学和现代管理学，都没有改变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的终极目标或愿景。企业经营者只看重显性的价值，即生产率、管理效率、市场占有率等可具体量化的目标，却忽视了隐性的价值，即组织发展的动力和组织文化观念的软性价值目标。管理价值实现是系统性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个人实现、组织实现和社会价值实现的统一体。如果忽视了后一点，企业就可以为了利润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企业在发展中要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不能唯利是图。

    然而现实中无数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完善的监督审查机制以及法律的约束均不能保证公司偏离遵纪守法的航道。其实2000多年前的孔子早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话用在今天公司治理上太过淳朴，但是他却点明了西方管理理论不足的短板：一个组织如果长期忽视对组织成员价值观的教育，其急功近利的做法势必会迷失他们悟道的眼睛，让他们失去羞愧之心，茫然而不知所措。

2．组织结构的不足

    中国企业组织结构目前普遍存在两个不足：一种情况是组织结构仍然是传统的架构，流程繁冗，效率低下；另一个是企业家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资源无法有效开发。虽然内部设置了各个机构部门，也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流程与制度，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以老板或者管理者的随机决策作为行动纲领，组织运行形同虚设。

    组织结构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权责对等。职员被赋予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与权力对等的责任。权责对等的原则使得公司职员在进行某项活动之前，权衡成功得利和自身责任；在活动过程中，公司职员要以自身所承担的责任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另外，组织岗位设计要求执行和监管部门要严格区分，不能出现执行、监管集于一身的情况，否则公司的内控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3．盲目推崇资本效应论，忽视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把对人力、人才的认识简单地停留在传统劳资管理上；把人力资源工作简单看成招人、管人；把人作为企业经济增长的一种工具，这正是造成劳资对立的原因所在。传统劳资管理侧重工资档案，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则重在开发；传统劳资管理侧重控制，现代人力资源则重在激励；传统劳资管理是“权力”部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服务”部门；传统劳资管理独立存在，孤立运行，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已深入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

 

    管理学发源、成长、成熟于西方，其中经济基础是工业大生产，思想基础是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其文化基础是西方哲学与基督教文明。近代管理理论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在中国推广和普及，中国的管理学者很少有原创性的著作与理论，绝大部分都在注解西学经典和观念，所以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大师。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以经验为核心的实践派管理者。西方的管理理论一般都考虑到市场、政府条例、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现状、人际关系的变迁与观念的转变等诸多要素，是针对实际问题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过多年的检验看似已经接近绝对真理。但近些年来发生的事让人们对西方现代管理论产生了怀疑。“麦道夫的庞式骗局”、“雷曼兄弟引领美国走进经济危机”，这两个案件的背景都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来已久，西方社会也一直没有停止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但西方从来也没有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并且周期不断缩短。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再到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这些理论都没能阻止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

1．文化方面的原因

    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人类的管理文化也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20世纪初的泰勒制开始，目前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管理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本恶，生而有罪，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接受上帝启示的法律，同时也是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确认，这就奠定了西方宗教文化的一个核心——契约。《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组成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上帝与人的“约”，这个“约”不是双方洽谈的结果，而是上帝单方面的意愿。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威，人不可置疑，不可推卸，更不可讨价还价，可以做的且唯一能做的就是俯首帖耳服从。对上帝，只可以五体投地的膜拜，因为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这种契约精神深入到了西方人心灵深处，也贯穿于资本自由发展的始终。在管理上更多的表现为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依靠法规条例的管理。

    这与中国的管理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更强调“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定了天的神秘性，否定了“天”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倾向于把“自然之道”和“人之道”放在相互包容、和谐统一的前提下来讨论。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规律，进而把对自然本质的自主认知和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提出“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

2.政治方面的原因

    西方的经济源至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引发了人类的心智变革。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就是民主宪政，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民主宪政，做了很多制度规范，一起围绕这一核心运转。其中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建制的原则，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导致近代资产阶级内部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的寡头格局，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约的原则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层专制。欧、美的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固步自封，忽视人民的利益。到了今天，更有沦为政客游戏的趋势，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各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三权之间的相互牵扯，议而不决，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影响了国家权利的统一。

3．经济方面的原因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发展至今，第二和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传统的农业部门经机械化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不存在城乡资源配置壁垒，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在一元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资本逐利的运行方式淋漓尽致。一切制度都是为了资本无障碍进入各个领域，这一制度让西方的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也产生了西方极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此外，这种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民主，极易转变为被金融寡头所控制的托拉斯式的民主。

4．人性假设方面的原因

    西方管理理论的成立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的成立是建立在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古典经济学的成立条件基于两个假设：资源有限的假设和经纪人的假设。古典经济学在定义生产要素时其中人的要素是作为生产资源，人和机器是一样的都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这是人性的假设。无论人性的假设是X人还是Y人，总是把“人”建立在一个工具化的基础上。这种人性假设为西方人掠夺世界财富提供哲学基础和伦理支撑，使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进行掠夺。

    墨子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恶知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不难看出，东方和西方在人性假设上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古人认为人心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在于环境和后天的修炼。西方的人性假设实际上违背了一个组织或一个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要为人而发展，而不是让人成为工具。

5．终极目标方面的原因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时代，物理学方法的无往不胜，使人们自以为能够凭借科学理性分析清楚并掌握任何知识领域。在西方管理理论中，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不仅财、物，而且人性和事态都被纳入到机械性的管理模型中去加以分析和整合。《中国的榜样》一书的作者认为，一方面，科学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组织行为的效率，为人类经济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物化”，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性，因而未能充分开发人的潜能，甚至使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庸，使人失去自我，失去生活的原本目标，使人沦落为商业化的、贪图享乐的，甚至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

    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是正和博弈，应该通过企业的发展使其他的组织和个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使其他企业无法发展。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要为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创造和谐社会和促进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服务。■

主要参考文献

[1]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任宝华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茂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