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管理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不科学行为，主要因为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的自身病症难以根治和管理学尚不具备科学指导管理实践的内在品质。科学、科学精神对于管理学仍然像一团迷雾。

■ 文/朱剑峰

    2008年3月，在西安交大召开的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管理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以科学的精神运用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方法论来提出和研究管理问题，展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是创建中国管理学最重要的前提。
    以科学精神提出和研究管理问题，核心在于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不属于那种必须回答管理学是什么和管理学应当研究什么的管理学本体论研究范畴。四年过去了，由于对“科学的精神”这一中心概念的多样性理解，虽然，管理学研究者和关联研究者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但中国管理学界并没有在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科学精神对于管理学仍然像一团迷雾。
    实践对于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迫切要求和公众对中国管理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期盼，逐渐形成倒逼管理学进入实效和科学研究轨道之势。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管理实践和管理学术界浸淫西方管理理论的种种学说形式，但骨子里仍然习惯地流淌着中国式管理文化的血液。人们明知自己做得并不正确，却要屈服于社会习惯力量。即使呼吁管理学变革的同志，也仍然摆脱不了被中国管理文化惯性力旋转失重的思维状态，发现错误的意识和天天发生错误的现实并行存在，形成了一个有关中国管理学和中国管理的超级场。
    方法论的突破或本体论的突破甚至任何一点关于管理技术上的突破，都要试图解除这个超级场引力。在巨大的场引力作用下，我们仍有一部分倔强和坚定的人士在做着反向运动，期盼着中国管理学的春天到来。我们需要如同当年的真理大讨论一样，唤起国人尤其是管理界和管理学界的普遍觉醒。

管理的科学意味着什么
    严格地讲，管理是不可能在科学坐标中占有鲜明位置的，最多只是模糊不清的星点形态位置。汉斯·波塞尔在《科学：科学是什么》中把科学批判合理性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存在潜在冲突；科学无法保证人类道德进步和理想的实现；科学无法回答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科学和科学方法在这些问题上的无助必然限制了科学和科学方法在解决管理问题的应用范围和程度，这决定了管理和管理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频谱中，管理学应该是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管理学的科学性要弱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更接近人文科学。如果按照让·皮亚杰关于社会人文学科分类，管理学科的整体科学性应该低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但高于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人文学科。显然，大多数人倾向认为管理和管理学患有“科学性不足症”或学界通说的“弱科学性症”。
    哈罗德·孔茨说“现在管理著作和专家过剩，似乎太阳底下所有东西都是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指望实践者们认为管理理论是非常有用或者科学吗？”当然这一论断的得出是从管理学研究维度进行的，除此之外，管理的科学性不足主要因为管理的本质特性——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和管理活动是如此之复杂和不确定，以至于单纯科学方法无法全部解决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分析描述管理活动和过程，经验常识、思辨技艺等非科学手段在解决管理问题方面同样有效，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难分高下，这是管理“科学性不足症”的病源。另外，管理活动的强目的性即追求解决实然问题以外的应然问题（价值目标）导致拒斥有意识地提炼管理客观性规律的行为倾向，这一实际情形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大量存在。企业决策中请管理学家做主或按某一管理理论模式指挥主要决策经营活动是非常罕见的。一直以来，管理普遍主义原理和普适的管理学理论原则难以诞生就根源于此。而绝大多数管理方法的自生自灭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无边界倾向使管理缺少可循公理（公式）、缺少量化统一尺度，管理的科学性自然大大降低。这是管理“科学性不足症”的病灶。
    根治管理“科学性不足症”的核心方法，需要从管理学方法论的先天缺陷下手，再回到管理方法缺陷生成的病理上来。管理方法上的病毒往往是管理学方法论上的病毒传染过来的。英国管理哲学家保罗·格里斯利在《管理学方法论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中这样描述管理学“管理学包含了所有类似视角，即它必然地将所有的学科扯到一起。管理者要负责利用现有的资源达到组织目标，他们不得不从其使用的资源和环境影响组织的不同方式进行面面俱到的考虑。他们必须在市场、法律和社会环境的框架内处理好财务、人际关系、信息、资源等各方面的关系。如果忽略了某些方面的影响，就不会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所以，最好把管理者视作活动、角色、任务的整体，广泛利用各种学科，每一种学科都有所贡献，但没有一种足以解释整体。”对于管理学的如此困惑，许多人无所适从，显得情绪激动和浮躁，就像得了慢性病遭受那种治不好死不了的痛苦感觉一样。有一位创业三十年的企业家在媒体组织的管理论坛上忍不住道出真言，他说，有时候，面对管理问题成堆难以求解的窘迫，只有一个念头：我不需要管理理论，我想死！死因描述是烦死、气死或被毒死。因为待到真正有心情看管理理论时，见到的只是充满矛盾的说法和空洞无物的大理论或者是谁也不明白的数据模型。难怪那些从管理学院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在实践中使用管理理论到处碰壁的愤青提出要像文革一样革管理学的命——“撬开锁、砸烂门，蔑视、否定、驳斥圣贤”。管理学因为方法的先天缺陷（残疾）不但把管理学界自己整疯了（麦肯锡团队中据说早年就有好多人怀疑自己的职业能力离开了管理咨询顾问这个领域），也把管理者整出慢性精神病来了。
    方法问题在未得到科学指导下，有时对使用方法的人就是谜题，他会被迷惑甚至会导致使用犯错。著名心理学家王讲过一个故事，两个被请去开保险锁的人，一个是数学家，一个是民间锁匠，数学家要了一张大大的工作台，对开锁涉及到的数据进行精确计算，按10个转盘和每个转盘各有10个数码计算，最后得出结论是，对每种数字组合进行尝试，有10的10次方即100亿次尝试才能找到这把锁的密码。民间锁匠开锁时，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是走到保险箱前，用手不断地旋转锁盘，关注旋转后的锁盘反应（老式保险箱转盘旋转时会在某个位置发出咔嗒声），然后就将可能成为密码的数字组合缩小到最小范围，最后在较短时间内打开了保险箱。这里有一个环节是数学家重视数据的机械运算，民间锁匠重视经验。经验胜过了精算。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很多情况下正如开锁的情形，学管理的专业人员甚至管理大师解决不了棘手的管理难题，而在打拼几十年的老企业家（没有学过管理学甚至没有上过学）面前往往迎刃而解。我们显然不能说这里面没有方法论，但绝对不能用机械主义思维理解企业管理中的方法论。方法至上或者方法神秘主义都是不切合企业管理实际的，以科学态度反思企业管理的方法和管理学中的方法论，批判性地找出在中国企业管理和管理学中的方法问题，建立像自然科学或政治经济学那样具有成熟和可操作的方法系统。好像这一理想并没有在管理界形成共识，也没有在管理理论界达成一致。专门研究组织问题的专业团队——中国管理学界似乎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对自身这一组织进行真正的“管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管理和管理学方法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管理实践的“缺法”和管理学研究的“无法”相互影响，管理界蔑视管理学，管理学抱怨管理界，三十年间彼此并非共同促进成长，相反缺少必要的谅解和支持，变得互相攻讦，最终各行其道，愈来愈疏远，不能产生现代社会期待已久的良性的管理和管理学共生共荣的生态图景。
    没有扎实可靠的方法模型支撑的中国管理和管理学理论，没有管理和管理学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环境，中国管理何谈科学，中国管理学又怎能匹配科学之称谓！所以，中国管理目前在科学中没有地位，这代表着中国管理学在科学中也没有明确的位置。管理的科学和管理学的科学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伪命题。

管理学是否伪科学
    有人说，管理学的范式不是范式，方法不是方法。回溯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三十年，形象地说，它只是个被抱养的孩子，吃“百家饭”长大，无族门家规，无真正的一技之专长，却扮演“济公”角色，力图干预世间万事，成为指点迷津的“大师”。结果是，本应“三十而立”的中国管理学，不但身体上没有健康长成，变成能吞食万物但又营养不良的病态庞然大物，内在精神上也出现了重大问题，好像心脏移植后组织间发生巨大排斥的病人，总是不能呈现常态的稳定的精神品质。也即背离了一门学科的科学化运行方向，走向了内在模糊和自相矛盾。
    三十年的管理“故事”可以概况为一句话：在政治的指挥棒下沿着“管理运动”的模式完成了管理和管理学的进化，其中简政放权、技术和管理引进、承包租赁经营、股份化改制、产权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是进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人们依照管理运动的自然惯性参与其中，埋头做事从不思考这种管理运动是否合理，直到运动终结转入另一次运动，无论是决策层、管理层还是操作层，均摆脱不掉管理运动的场引力。科学的头脑在这一情境中变得迟钝或失去欲望，随大流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表征。沧桑岁月中，人们自动受控于这种奇特的“管理运动”，作为科学研究所要求的自由思维被无情驱赶。管理学必然找不到科学的出路，科学和理性就这样无情地将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抛在时代的后面。这是从“基因”抑或历史角度揭示了中国管理学天生不具备其他学科发展的科学化路径特征。
    尽管科学涵盖百科，但每一个学科由于有自己特定的学科界限、学术用语、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所以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就是学科的合法性。合法性问题也成了质疑中国管理学的科学性的又一重炮。学科合法性标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特定的概念框架和规范的知识体系；专属自己学科的方法论；原理能够经受检验验证。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看到：管理理论主要以人、物、组织或以上任意两种的结合作为研究起点，目前，我国管理学界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尽管研究对象朝综合方向发展，同时也出现了无限扩大研究领域甚至包罗万象的取向，最终导致管理学研究的泛化。由于没有形成为多数人认同的人性假定和研究前提，使管理学迟迟不能建立完整的概念框架。而管理学方法论引起诟病最多，虽然博采众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管理学至少嫁接了包括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数十个其他学科的方法，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数学学科范式、经济学学科范式、历史性学科范式和系统科学学科范式等七个其他理论系统的范式。但不幸的是，中国管理学一开始就缺少元研究，模仿和套用居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最后，由于管理学理论普遍与管理实践脱节，使得管理学理论很难经得起推敲和考证。这样，难以成为具有科学性的独立学科。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必须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学学科分为六类：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科学、农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在社会科学分类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商学等，没有管理学。即使在商业的学科分支中也没有管理学或企业管理。这似乎是一件令全世界管理者和管理学者丢丑的事情。从这里发问为什么，可能会部分找到管理学是否伪科学的答案。但我们还须从其他更为实证的角度探寻一下这一主题。管理作为专业化思维对象的活动毕竟已经发展一百多年，积聚了相当可观的价值信息和文化信息。尽管不一定能按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里所说的科学的第一级规定和第二级规定梳理出一个明晰的体系，但毕竟已经开发了一些相当于第一级规定和第二级规定的概念范畴，比如人本管理、X理论、Y理论、管理方格理论、团体力学理论和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品牌战略等。
    问题是，当你说到这些管理理论中的某个具体应用模式，比如平衡计分卡比六西格玛更科学或者说SWOT法比7S法更有效时，人们并不明白其真实含义，也把握不了该理论的实际操作要点。其实，这里既说到了两个管理理论模式，又指称两种管理理论模型在企业实务操作中的效果的优劣。他们既是管理理论，也是管理行为。关键是到目前为止，任何对此类应用管理理论的陈述均找不到一种标准的权威的界定语来表达。即使勉强拥有了管理科学的第一级规定，也找不到对应的第二级规定去解释第一级规定，只能假借其他学科术语或非规定性语言进行模糊陈述讲解。
    再看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评价活动。综观近年来评出的这些管理创新成果，其中大概念的管理创新和“贴牌”管理创新占绝大多数，真正为管理学和企业管理提供经典性理论素材并能有助引起管理学革命性影响的极少。曾经在国内热议一时的“鞍钢宪法”和邯钢治理模式，不但在钢铁领域没有引领管理革命，在其他行业领域更是不被认同和效法。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需要考察，即中国管理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一个向左走和向右走的选择方向问题。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和注重定性研究及思辨方法的先天局限性，加之社会科学在国家历次意识形态思想运动中自身难保，管理学成为社会科学难以接纳的对象，相反，因为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存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管理学归入自然科学旗下，依托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获得发展。中国科学院于1981年按照中共中央十号文“加强管理科学的研究，促进科研管理及国民经济管理现代化”的精神，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第六学部（后来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组），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设立管理科学组，199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我们看到管理科学几乎全部按照自然科学研究的思路在运转。
    严格地讲，管理学除了工程管理、宏观管理、科技管理和信息化管理以外，更主要的是微观经济管理，而作为社会细胞的经济组织，自应成为管理学研究重心。脱离了这个研究重心的管理学总是令人感到文不对题，更难叫人信服这是真正的管理科学。所以，中国管理学从根源上不归属于社会科学，归属于自然科学，导致一开始就令管理学界甚至全社会对管理学的身份和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质疑。

管理学的自知
    成功地研究管理学，真正为管理和管理学做出实际贡献，需要“知事” 、“知己” 和“知法”。
    小视管理或者说对管理学的复杂高深估计不足，是导致今日中国管理学愈加混乱和缺失主流声音的重要原因。保罗·格里斯利在《管理学方法论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中还有一段话令人深思：“结构化的现象导致结构化的调查。但这一观点所遇到的问题是一般来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在社会科学中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是组织中的那些集体行为最终也为基因所决定，因为对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来说还远未能达到那种精确程度。仅仅大脑就比宇宙中任何其他种类的实体要复杂得多，更不用说许多人集中在一个密闭空间内的时候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了。”一个人的“基因”问题就足以令人吃力到晕厥，何况组织的“基因”研究。这反映管理和管理学其实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决非乐观主义者所看到和想到的那么简单！
    管理永远是以个体行为为主的活动，管理集体活动只是在个体完全理解组织意图融入组织文化中才会发生。毕竟管理中个体与组织完全融合的精妙管理还非常少见，只有了解个体、研究个体才能掌握管理的规律。这条路线虽不主张管理实证主义，但强调管理的务实和管理研究的务实。霍桑实验把人作为并不完整的主体对象，找到了人身上常见的一些人性特征和要求，并未挖掘出人性真正重要属性的全部。管理中被纠结的人的问题，不可能在管理理论中找到彻底解决方案，也无法通过管理行为自身调整完成对问题的解决。作为个体心理学的开创人，阿德勒在《让生命超越平凡》中，经典论述了人应当对他人发生兴趣，应当学会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对社会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他说“生活的意义应该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即便是天才，也只能是因为他的生活被别人认为对他很需要时，才被称为天才”。重视个体，不但是管理活动中的任意个体，而且是管理研究中每一个个体，懂得个体存在的意义，尊重相关个体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帮助他克服人生中遭遇的困难，合作解决工作中的难题，记录个体的在管理限定中的行为轨迹、心理活动表现和情感状态，真实地与被管理者交流、交友或交恶，像让·皮亚杰研究认识发生论那样，几十年跟踪一组目标（不懈地研究只要不间断跟踪三个人就有重大价值），其实皮亚杰真正长期跟踪的是他自己的三个儿女，他就是利用这三个标本完成一个划时代的研究——儿童心理学中的认识发生论。今天中国的管理学界，人们都过于功利，急于挤进去，却往往被湮没，没有功成而返的成果。应当说，这里涉及的是管理学研究的态度和心态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好，要想为管理学做出真正的贡献、为企业管理做出实在的贡献，那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
    我们试用一座山来做比喻：从上面看时，错过了山底的细节，从山底看又错过了山顶。用物理学家的眼光，对山的构成包括微粒、地层和岩石进行表述，可能被视作对这座山的真实描述。其他的视角被视为不完全版本。但如果你是想知道爬山的最快的路线，这种表述对你一无所用。对一个想在这座风景优美的山上静度周末的总裁和一个以此山作素描对象的画家来说，这种描述就更没用了。什么才是观察和认识这座山的最好方式？这只能由人们利益或目的来界定。目的决定方法，利益决定方向。方法显然在管理者心目中从属于目的，为了目的去找方法，为了利益去创造方法。方法万能主义是企业管理的死敌。只有永远的问题没有永远的方法。方法永远围绕问题转，管理无问题的那一天，不是宣告管理方法的最后胜利，而是管理彻底革命的时候到了。
    管理学的自知还同管理学者的群体思维紧密相关。基于狭隘主义观念，有学者竟认为，管理学地位低下主要是因为管理学门槛过低所致，需要真正的管理学者群体共同扎出一道铁篱笆，防止鱼目混珠的人进入管理学领域。这种思维恐怕难以如愿以偿，因为在中国，管理学界本来是散漫自由的学术体，缺少其他学科那种大师级科学家或专家，正如前文所说，专门研究组织的机构来组织自己的团队完成一件事情，变得比别人更为困难，所有的管理理论好像对管理学研究者这一群体似乎并不适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主要参考文献
[1]齐善鸿.出路和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管理学报，2010,(11)：1685-1691.
[2]郭安元.困惑的管理学[J].企业管理, 2010,(7):4-7.
[3][德]汉斯·波塞尔,李文潮译.科学:科学是什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39-245.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