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能够为企业管理提供原动力和持久力的价值信仰。

■ 文/刘庚乙 王江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中国企业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各种管理难题，而这也成为学术界与企业界关注的焦点。面对着这些成绩和难题，我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认识清楚，中国企业管理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式管理的流行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曾仕强先生在台湾提出了一个概念——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理念追求“天人合一”，以“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为三大理论主轴。其方法是“情、理、法、利”相结合，即追求管理的人性化、合理化、制度化以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追求。主张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性，用中国的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的现代管理科学。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过程。
    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与企业界的极大关注，成为过去几年企业管理领域的热点，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式管理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式管理尊重个性和多元性，应变能力强，讲究“和合”，崇尚与他人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所以在21世纪，中国式管理的包容性足以承担起“把全球化和本土化兼容并蓄”、“将管理与伦理有效结合”的重大使命，在世界管理中大放异彩。反对者则历数中国式管理在“科学思想缺失、计划随时调整、无为执行过程、考核要领模糊、沟通艺术圆通”等方面的弊病，主张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还有部分声音则秉承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的折中态度。虽然探讨和争论还在不断深入，但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也未能满足有效提升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需求。
　　
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的特征
    5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兼蓄法、墨等诸家学说，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中国企业30多年的激荡发展，都摆脱不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和世俗环境。因此，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会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不同于西方企业的中国特色。从最初的家庭作坊、民族企业，到建国后的公有制企业，再到改革开放后各种形式的现代企业，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激烈碰撞，与企业一起，经历着中国企业管理的兴衰成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的繁荣，使中国式管理一度成为行业专家和学界学者争论的焦点。而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瓶颈，也再次赋予了他们继续争论下去的动力和理由，致使原本就复杂的中国企业管理出路问题更加扑朔迷离。根据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想各自作用于中国企业管理的程度，即中国企业受中国传统管理理念和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影响程度，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我们可以将中国企业做以下划分：
    第一类企业受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小，也很少受到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这类企业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基本上不存在了。
    第二类企业受西方管理科学的影响程度较小，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的实体工业企业，以及当今社会的一部分家庭作坊和中小企业。它们秉承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靠着自己的经验和摸索，得以生存和发展，但是它们都患有“长不大”的毛病，在激烈市场竞争下，它们多半摆脱不了被兼并或者破产消亡的命运。
    第三类企业受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的影响较大，它们追求各种管理时尚，为了适应现代管理科学的要求而对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极力地克制和排挤，它们是当今中国企业界的主流。但是由于中国企业缺乏西方管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价值、信仰基础，盲目照搬西方的管理方法，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中普遍的伦理缺失和道德失范现象。
    第四类企业是中国企业管理未来的走向，即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信仰，以此作为中国企业借鉴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基础，将西方管理科学建立在中国优秀的价值信仰之上。中国企业管理的变革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解决价值信仰问题，就不能谈管理问题。
　　
价值、信仰与管理滥觞
    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之中，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涉价值的科学。管理是文化的产物，企业管理必须关注本土文化背景与人性的现实状况，这一点早已成为中西方管理界的共识。之后的管理实践也证明，管理活动越是能利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和信念，则管理的成效就越大。因此，文化、价值观乃至更深层次的信仰对于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根本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无为而治”等管理理念也好，西方基督教背景下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想也罢，都是支撑各自管理实践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运用，才会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西方社会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崇尚自由、平等、民主，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西方人缘自宗教信仰所树立起来的价值观，又将这种逐利行为控制在相对伦理的范围之内，使得企业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的社会伦理功能。如果没有（新教伦理）信仰，西方社会在“人本主义”的驱动下追求个人利益，那么西方现代文明将不可避免地坠入没落的深渊。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成为支撑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和持久力。
    反观中国企业30多年的管理实践，有的抱定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理念不放，对新的科学管理方法无动于衷；有的则生搬硬套各种西方现代的管理方法，追求层出不穷的管理思潮而应接不暇。少数能够坚持中西融合的企业，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业绩，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价值信仰缺失所引发的深层次缺陷，在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道路上徘徊不前。中国社会深受儒家“仁本主义”的影响，重视“仁爱”，强调等级有序，对血缘和裙带关系情有独钟，同时又受到道家“无为而治”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将道德修养作为至高追求，讲求“内圣外王”，而如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是缺乏信仰支撑的，是不完美的，也是无约束力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挫败，并不能说明是西方管理思想、方法的失败，而是我们未能深入了解自身的市场环境，未能从根本上树立起支撑企业管理实践长治久安的价值信仰。
　　
中国企业管理突围面临的最大困境——价值信仰重建
    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能够为企业管理提供原动力和持久力的价值信仰。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信仰普遍缺失，价值取向乱象丛生，功利主义泛滥，企业伦理失范现象此起彼伏，道德沦丧的情况令人堪忧。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信仰，不仅迫在眉睫，而且任重道远。
    重建价值信仰该从何做起呢？在如今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能真正完成这一使命。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讲求“仁爱”，却强调等级、面子，受到血缘和裙带关系的制约。“仁本主义”虽以道德为至高追求，却缺乏信仰支撑，因此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虽然重视自由平等，却轻视等级，中国没有新教伦理基础，在缺少宗教信仰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个人与企业的伦理缺失，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
    基于此，在中国社会价值信仰重建方面，选择西方的价值观是行不通的，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烙印还尤为明显，所以这一历史使命自然落在了振兴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的肩上。李嘉诚说过：“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及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情，我相信无往而不利。”曾仕强先生在《中国式管理》一书中将管理归结为“修己安人”的过程，在此我们不争论中国式管理的优劣与否，但提出管理是修己的过程，无疑为中国社会的价值信仰重建指明了出路。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人性化的管理，即通过人们自身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所进行的管理，要求管理者以及员工加强自身修养，进行自我行为约束，时时处处从他人的角度为他人的利益着想，推己及人，以正当合理的行为方式来参与或从事管理活动。
　　
把修己作为价值信仰重建的首要任务
    中国企业的价值信仰重建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中西文化对话那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对话基督教信仰，将有可能成为超越中西文化弊病和完成中国企业价值重建的有效途径。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为核心，在充分继承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理性吸收西方管理哲学中的丰富经验，这样的价值信仰才是完善的，有生命力的。进行价值信仰重建，改造中国社会的“人性”，是现实，而不是假设，不容忽视，改变人性从改变信仰做起，改变信仰从修己起步，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修己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同样的管理方法和工具，被不同的人反复运用出现的结果也会有高低之分。不是方法不够好，是使用人的水平不同而已。因此，个人修养问题成为企业实践中各种管理症结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我们将修己作为管理的首要任务，自然也成为重建信仰的首要任务，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和管理者，需要从价值观层面进行自我修正和自我约束，持之以恒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整个社会进步的文化精髓，改造传统理念中“推拖拉”、“面子文化”、“裙带关系”、“会而不议”、“不明言”等“中国式管理”中官场哲学，强化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敢于担当”，“仁爱进取”、“不争功、不诿过”等优秀的管理素养，同时与时俱进，学习西方管理科学中的有益经验，全面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价值观念，增强自身的综合管理能力，努力达到自我监督和自我治理的状态，在修己的过程中调整自己与他人、企业、社会的关系，从自我修炼到重塑组织，实现长久有效的管理。
    这是一个全民修己的过程，也是全社会价值信仰重建的过程，从娃娃做起，从小事做起，当这种普世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逐渐内化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信仰之时，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必将突破重围，在世界管理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