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2000年前的儒家 “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 文/车运景

    儒家经济伦理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特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型经济形态和以“家国同构”为内容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儒士的提倡与理论创新活动逐渐形成了“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通过国家权力和伦理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家的这种社会构想，使社会的一切既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宗法人伦制度的需要，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也要最大限度地依靠政治制度的调整。在古代，经济关系有时体现为一种极端个人的或特殊主义的道德，这对于普遍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无疑是一种疏离。因此，儒家的国家主义社会观与人伦主义价值观之间，常常是互补的。一方面，儒家要用亲情伦理来维系社会关系中的平衡与稳定，凝固宗法结构：另一方面，又要使利益关系的人情素质受到国家体系的约制，实现群体主义的价值目标。所以，在传统社会中，常常实行一种不得任用本地官员并且三年轮换一次的制度；同时，在自己的辖区任用亲属也是禁止的。古代商业行为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倾向离开家乡，到远方经商，这样就保证了商业活动能够依据市场交换原则来进行，使商业行为免受特殊主义的权力和人情压力的干扰。在广大农村，民间的商业伦理精神使同一村落的乡亲邻里往往步行数里去市集进行交易活动，而不是在他们家门口进行这种活动。尽管如此，古代商业伦理精神却始终受到权力体系和亲情关系的影响。
    经济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节，其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因此，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惟一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是否有助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共同的福祉。儒家思想通过社会伦理架构来体现商业秩序与公平原则，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儒家学说中言“仁、爱、礼、忠、孝及天道”，最终都落脚于“治国”、“平天下”的“行”即社会实践上。为了“治国”、“平天下”，儒家把“社群至上”的思想引入经济领域，提出了集体至上的经济价值观。儒家这种“社群至上”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整体号召机制
    传统儒家学说将家庭的原则扩大到国家组织，主张建立“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利用“忠孝”伦理和“三纲五常”维持上下秩序。“忠孝”和“三纲五常”理论的合理内核在于对待国家政事、家庭事务、婚姻关系和人际关系上，必须树立一个“纲”──权威；没有一定的权威，国家不治，家庭不和，婚姻不谐，人人不亲。作为从儒家的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阶段的威权政治便充分体现了儒家这种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必有权威的重要性。
    这种威权政治适应了我国当代社会现代化刚起步，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状况，在此时期，整个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动中，不仅经济状况在迅速地变化，社会结构、阶层结构也在发生大分化、大改组，进行重新整合，也就是说此阶段的社会正处于转型过渡期，需要一种强力制度来掌控社会秩序，而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的权威权政治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这种权威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整体号召机制。这种体制在国家特殊时刻、或事关大局的重大时刻更显其重要意义。
    东亚有些国家和地区利用这种整体号召机制，在政府确定经济发展方向和政策后，动员全体公民共同努力，取得了经济腾飞的显著成效。韩国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在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后，由政府掌握经济主导权，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动员全体公民振兴经济，迅速跻身于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行列，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发达国家迈进。

二、富有哲理的整体管理思想
    儒家学说中，包含着富有哲理的整体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搞好现代经济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内圣外王”：企业与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所谓“内圣”是教人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以达到圣贤境界，“外王”则是教人如何献身社会、实现自身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儒家思想中，个体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道德上至高至善的圣人，社会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君临四海、恩泽天下，而“内圣外王”则恰好是这两种价值形态的统一，成为其孜孜以求的完美人格。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经营与发展唯一目标。199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和波拉斯合著了一本《企业不败》，他们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在导致企业成功的因素中，追求利润的动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它们追求利润，然而，它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目光远大的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得到了利润，它们两方面部做到了。”许多国际著名的企业家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指出的那样：在健全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由此来看，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并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而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如果把企业道德境界的极致比做“内圣”，一个企业要想达到“外王”——这一成功的巅峰，必须要做到两点：首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及伦理价值观。在经营过程中既追求经济价值同时又使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断得到实现。其次，不断加快自身道德资本的运营，努力促进由“内圣”向“外王”转化机制的形成。在儒家伦理圣王人格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就蕴含着这种机制，企业要想完成这样一种转化机制，从价值理性角度来说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实现两者完美的统一。
2．“兼善天下”：企业基本的经营理念
    从儒家伦理看来，个人处在社会关系的中心，并非为了谋求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实现自身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和对他人的责任。所谓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仅是对个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时应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为了培养人们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相对应，历代仁人志士在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阐释和践行中，无不体现出这种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如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对这种祟高社会责任感的表述。
    在儒家这种责任伦理的构建上，孔于则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以家庭利益作为责任选择的出发点来确立道德责任。人们的责任大小和选择是从父母开始，依据血缘关系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父母及朋友及天下人逐步实现人们的让会责任，这与他“爱有差等”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体现自然关系的等差之爱仅仅是实现孔子“仁道“原则的逻辑起点。人一旦能从这种自然关系中得到提升，“仁道”原则的实现也就有了内在的保证。这一思想可以从《论语》中这一段话得到映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  爱众”。在此，孝悌构成了人类普通交往的出发点，从亲情之爱到群体之爱，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仁道原则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升华为一种普通的规范。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孔子这一思想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任何一种企业伦理精神的培育，都如同“仁道”的实现一样，需要一个恰当的逻辑起点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到企业责任信念的形成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对出资者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是企业自身的一种自然的、基本的责任，是实现其他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对员工、顾客、供应商和地方社会的责任。因为企业的行为会对这些相关方的利益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企业理应承担起对它们的社会责任；最后，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按照儒家的主张，就是要从第一个层次做起，承认企业逐利的“自然本性”，然后再按照从近到远的顺序，引导企业逐步走向一种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善天下”的理想境界。
3．“和而不同”：企业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方式
    “和”与“同”在中国儒家文化中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范畴。“和”的基本涵义是矛盾双方的均衡与和谐，“同”是取消矛盾的简单同一。据《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说“和”能促使事物的生长，“同”则停止事物的发展。他物与他物明显是不“同”的，甚或是对立的。但是，不同性质的他物可以相结合而达到一种平衡，就叫做“和”。由于不同性质的他物与他物的结合，就能使事物丰盛地生长，并能构成一个新事物。如果总是性质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这类事物最终都会被人废弃。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和而不同”的观点。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荀子从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了和同之异。他认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观于道之一隅而未能识也”，因此，必须“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意思是说只有在对各种情况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衡量找出中间之道，才能达致“和”的理想状态。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宝贵遗产，“和而不同”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和合”精神，展示了一种在处理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时将各种矛盾蕴于一体的“和谐”之美。将这种思想用于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有着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
与传统企业不同，现代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人，如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等等。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这种态势下，如何协调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多赢”的利益格局，使各方的共同利益得到保护，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其所蕴含的“尚和”、“执中”、“共赢”的价值理念，则正是高度契合了这种时代需求，成为一种正在为越来越多企业家所接受的卓越管理智慧。所谓“尚和”，就是要把企业内外关系的一种和谐状态作为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最高目标，而不是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经营管理效率的高低，是一种着眼于长远、持久和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思维。
    所谓“执中”，就是在处理企业内外各种矛盾关系时，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把握好度，不使矛盾激化，破坏“和”的状态。
    所谓“多赢”，就是要通过“执中”，把“和”的状态巧妙地控制在一种对矛盾各方都有利的利益格局之中。儒家追求“天地人和”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天下大同、惠及万民”的政治理想。从管理学的角度讲，这种利益共享的组织不仅在结构上最稳定，而且系统运转最顺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利益机制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01JD720005）

主要参考文献
[1]郭庆财译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上)〔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2]危姆斯·柯林斯、杰里·波拉斯．《企业不败》〔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3] 刘文英．《中国哲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