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一国企业家的多少？什么决定企业家是寻利还是寻租？企业家寻租对一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是三个值得中国企业家们思考的问题。

■ 文/易杏花  卢现祥

历史的反思：为什么我国企业家少？
    什么决定一国企业家的多少？关键是体制和制度。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等人（2008年）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分为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很难把哪一个国家的体制归于上述某种纯粹的形态。在他们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反思历史，我国社会精英并不少，但是社会精英当企业家的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第一，企业家的多少取决于制度决定的生产性报酬与非生产性报酬的差别。鲍莫尔( W·J·Baumol , 1990) 曾比较过中国的科举制度，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政教制度，以及现代各类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他认为所谓企业家资源，即具有开拓精神、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才及其才能，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中都是存在的，但这种资源又是有限的。问题是不同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发挥提供的机会不同。如果社会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应用(如科举考试)甚至破坏性应用(如骑士争斗)提供了比生产性应用(如科研、工商经营等) 更高的报酬，那么企业家资源就会被引离生产性用途，社会经济发展将因此而停滞甚至倒退。所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是快还是慢，主要不是取决于该社会企业家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设计将稀缺的企业家资源引向何处。
    第二，寻利还是寻租也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历史上，西欧社会寻租和腐败现象也较普遍，但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社会及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逐渐对寻租现象产生了遏制作用，为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制度变迁促使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结果。制度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使得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与我们社会经济中过多的寻租活动耗费了我们的财富有关。在一个寻租盛行的条件下，创新及经济发展是会受到严重制约的。
    第三，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机制及利益导向也是中国历史上企业家不多的原因。图洛克（1980）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作为寻租活动的典型案例来说明寻租活动对资源的浪费，认为科举考试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活动，即寻租活动。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寻租性机制，它使中国潜在的企业家变成政治企业家，并且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的增长机制。它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从政上来，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人们生产性的努力，并且使社会把过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知识的投入和积累。而近代欧洲的大学制度、企业制度及实验室制度则把人才吸引到创新性活动和生产性努力中来。

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寻利还是寻租？
    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吴敬琏，2008）。总的来说，在我国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干预经济太多，我国的企业家要把许多精力用于寻租及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积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又要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寻租方面。
    我们判断一个制度是鼓励人们去寻利而不是鼓励人们去寻租，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看：
    1.办一个企业是相对容易的。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人们办实业比较容易。这就需要有良好的金融制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等。
    2.有效的产权制度和合同制度。换言之，人们创造的财富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签订的合同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3.政府的制度一定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行为。也就是讲，制度要能保证做大经济蛋糕比瓜分经济蛋糕更有利，这也就是讲这是一个寻利的社会，反之，则是一个寻租的社会。
    4.政府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否则，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而这需要竞争和贸易的开放性。 
    所谓寻利就是人们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生产性活动、创新活动及其追求利润的活动中去。企业家们是寻利还是寻租，并不是由企业家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更多地是由制度及制度环境决定的。好的制度，会鼓励企业家去寻利，而坏的制度则迫使企业家们去寻租。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无论是从宏观层面来看，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企业家都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寻租上。从我国企业开业成本（见表1）和企业经营环境（见表2）来看，我们的企业家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去与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
    开办企业手续数量包括：为获得许可证和执照，完成所有的登记、证明和开业通知书所进行的往来手续。中国的手续数量在2008年为14项，超过了除巴西以外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中加拿大、新西兰的手续数量只有一项，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手续数量不到中国的一半。开办企业所需时间是为开办一家企业办理法律手续所需天数。与2003年相比，2008年中国该项指标下降5天，说明了近几年我国行政效率的提升。但仍高达40天的总天数超过了除西班牙和巴西外表中的所有国家。且大部分国家所需天数不到中国的一半。
    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排名是所有经济体按其企业经营环境的便利程度排名，1为最佳。该指数是一国在开办企业、申请许可、雇佣工人、注册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和企业破产这10类指标中百分位数排名的平均值。这一排名高说明该国的政策法规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而我国的这一排名只在第83位。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制度质量。
    鲍莫尔（1990）把企业家活动区分为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并且强调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是理解企业家活动对经济繁荣贡献的关键。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及组织方式将会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投入的比例，不同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不同企业家活动类型的报酬前景，因此，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可能会影响企业家对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大小。鲍莫尔还从制度质量角度区分了企业家活动的类型和企业家活动的总水平，把传统上制度与经济增长、企业家才能与经济增长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理论结合了起来。好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好的制度更多地促进了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而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企业家寻租的后果及治理
    一个社会是把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用于生产性（寻利）还是用于非生产性活动（寻租）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换言之，好的制度激励人们去做蛋糕，而坏的制度则诱使人们去分蛋糕。寻租不仅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而且影响一国政治和社会活动。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企业家寻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把企业家引导到非生产性活动中来，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一国科技创新能力。
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寻租方面，那么用于寻利的时间和精力就大大地减少。布鲁克斯、黑吉德拉1988年设计了寻租竞    争与科技竞争的动态比较模型，分析了寻租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也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寻租竞争取代科技竞争的恶果。他们认为，社会生产水平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一种竞争，这种竞争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资源。如果发生的是科技竞争，那么虽然是从较低的生产水平出发，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可以大大地向外伸展；然而如果发生的是寻租竞争，由于寻租只是把社会资源白白消耗于非生产性领域，对生产力发展不能起到推动作用，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将停滞。
    企业家是进行生产性配置还是进行非生产性配置，对创新能力和技术扩散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企业家的供应发生变化时，企业家活动对社会的生产性贡献也很不一样, 因为他们在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方面配置不同。这种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活动相对收益的影响。社会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是引导企业家沿着生产性方向努力的重要因素。相反，社会对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引导会导致企业家的非生产性努力。这意味着，企业家报酬政策比企业家供应更能影响企业家的配置。在古罗马、早期中国、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的欧洲，社会发展与企业家生产性努力正相关, 与给予企业家的报酬(地位)正相关，可以证实这种假说。
    表3概括了影响人才配置的各种因素。在我国，提高寻租活动吸引力的因素还大量存在，如产权界定不清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和管制较多，一些政府部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设租-寻租”方式等，这些会诱使企业家们把一些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寻租上，不利于企业家们面向市场搞创新活动。
    第二，把社会精英集中到非生产性活动中来，大大地降低了一国的竞争实力。
    最有才能的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有才能的人成为企业家时，他们会改进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技术，带来生产效率和收入的提高。相反，当有才能的人成为寻租者时，他们个人报酬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或者说是一种掠夺，而不是来源于财富的创造。结果，大大地降低了一国的竞争实力。兰德斯（1969）认为，人才的不同配置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法国的原因之一。在近现代，人才向寻租部门的配置也许正是大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停滞，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而寻租部分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却可获得成功。寻租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
    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寻租是否严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高考后填报专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这个国家是寻利还是寻租。若很多人选择工科、理科等专业，那么这个社会是偏向于寻利的；若很多人选择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那么这个社会是偏向于寻租的。二是大学生毕业后的择业趋势。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热，那么表明寻租现象较严重。自从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正式实行以来，全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激增。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呈现出报考人数多、录取比例低、受社会关注程度高等特点，已逐渐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考”。虽然竞争激烈，但公务员报考人数依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首次超过4000∶1。
    企业家寻租最严重的后果是人才的错误配置。这种人力资本的错误配置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将会大大地制约一国的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中国，为什么很难产生爱迪生和比尔·盖茨式的人物？这与我国的体制和制度有关。人们都会在一定的体制和制度下做出理性的选择，是做出生产性知识的积累还是做出非生产性知识的积累，关键取决于制度决定的生产性报酬与非生产性报酬的差别。如果非生产性报酬在一国处于优势地位的话，那么就会大大地制约这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并且很难产生爱迪生和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奥尔森认为由寻租造成的“累积性扭曲”降低了增长。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能保持长期的增长与繁荣？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创立了一种制度能保障企业家的生产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而是缺乏把社会精英变成生产性企业家的制度保障。企业家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生产性才能和创新才能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有利于企业家生成的制度环境将不断改进和完善。治理企业家寻租的关键就是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寻租总是与政府过多的干预与管制有关。我国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和行政化倾向较严重，这也是企业家寻租的一种表现。有了政治资源，寻租更加容易。所以，要治理我国企业家寻租现象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入手，我们要创立企业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主要参考文献
[1]卢现祥、梁玉：寻租、人力资本投资与“公务员热”诱因，改革，2009（11）
[2]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3]安德烈·施莱弗  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信出版社，2004年
作者单位
易杏花 中国（武汉）地质大学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