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地研究。”

■ 文／郭安元

    一个多世纪以来，管理学从一种工作经验提炼式的实用边缘学科，经过并不连续的非系统化研究，蹒跚移步走进了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领域，但其理论的发展显得十分尴尬。首先，在思想体系上总是突破不了已有经济学设定的框架，而在研究的边界上无法超越组织学、系统学、控制论和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其次，管理学不能建立本学科独有的内核并缺少天生定位准确的理论开创大师。至今，管理学最多是在夹缝中长成的“花非花”式的理论。正是因为没有理论拓展的主要进路，管理学研究者长时间积累完成的不是管理学自己的理论殿堂，而是呈现出芜杂、另类和社会难以认可的理论集合。

当代管理学理论研究在干什么？
    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尴尬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苦于无法找到求解之道。美国已故的管理学大师哈罗德·孔茨教授开创了管理学中管理过程学派，他提出了“管理学丛林”的观点。他在1961年12月撰写了《管理理论的丛林》概括了当时流行的管理理论的六大主要流派，即管理过程派、经验派、人类行为派、社会系统派、决策理论派和数量派，指出了各种流派理论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彼此的攻讦。并精辟地分析了产生这种乱象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语义丛林、先验假设、原则误解和理论家的相互不理解。作为无奈之举，孔茨教授向学界提出几条诚恳的、善意的建议，比如重新定义一种知识体系，整合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澄清管理语义和原意，提炼并检验基本原则。
    孔茨教授在此后的20年一直关注自己已经发现的这一令人忧思的管理学现象，并于1980年4月在《管理学术月刊》上再次发表论文《再论管理学丛林》，根据发展了的世界管理学理论动态和进一步变得更为混乱的管理学理论局面，孔茨教授将管理学流派归纳为11个，除了上述6个派别外增加了团体行为派、社会技术系统派、系统学派、权变或情景派和经理角色派。很显然，这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丛林，20年前的希望并没有变成现实，相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孔茨教授不无遗憾地强调：“由于每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并且也都要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去捍卫自己观点中的概念和技术，以防止被攻击或改变，这就使得管理学的理论非常难以被管理实践者所理解和应用。如果这种持续增长的管理学丛林，仅仅表明不同学术思想和研究之间的竞争，那还没有关系；但是，当他阻碍了管理理论的有效发展，并困扰着管理实践者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不幸的是，问题确实变得很严重了，直到孔茨教授逝世以后的又一个20年过去的时候，管理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而管理实践者也没有找到明确方向性的理论指导。
    美国顶级管理学期刊《管理学会杂志》和《管理科学季刊》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发表专辑对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隔阂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多数论文批评管理学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的严密性，忽视了管理学研究的实用性，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美国商学院对“科学性”过于注重，导致学生受训的分析技能与面临的复杂管理任务之间严重脱节，商学院不能传授有用的技能，不能为企业培养领导人。即使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倾力与实践结合的MBA教育，也存在与实践脱节问题，MBA所学知识及成绩分数与职业成功基本上没有多大关联性。明茨伯格批评MBA教育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因此，有的学者把脱离实践的学术研究与过分宽敞的房子、过于耗油的汽车并称为美国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的三大浪费。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中国管理学理论的迷失问题做出了一定研究。有些观点切中要害，确有针砭管理学研究时弊之功效。其中强调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为目前我国管理学研究的最突出问题。“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中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地研究。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明显的脱节包括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根据时空适用性来界定，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后失效属于明显的脱节。”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并非学界自己的事情，它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后果。比如，导致管理实务界对与实践脱节的管理学理论的更加厌恶。基于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误判经济形势和管理学家经常发表不合企业运作管理实际的观点，有不少企业家呼吁，企业决策应该与主流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说法反其道而行之，并建议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而目前我国高校的理论研究的价值选择和偏好也存在与这种不良学术倾向不谋而合的特点，某种意义上，正是高校过于倚重于学术论文发表的指标以达到排名靠前这一目标的驱动机制助长了这种不良学术倾向。比如，中国研究型大学的考核激励制度一般都规定,论文发表等级越高,奖励力度越大,往往有院级校级等多重奖励，而发表刊物等级低的论文没有奖励。但是高级别刊物发表的论文更加靠近理论应用链的前端，距离实践更远。这意味着大学在用纳税人的钱重奖与实践脱节的成果，大多数理论成果与实践脱节成为必然的结果。

调正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坐标
    管理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互裹挟使得管理学理论更难廓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多少年来管理学理论总是走不出经济学理论已有的思维框架，而众多的经济学家转而研究管理学或者将经济学与管理学并行研究，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奇特的现实。在我国没有像巴纳德那种真实做过一流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具备深厚理论素养和可信赖的管理经验的管理学家，也没有像德鲁克这种一辈子致力于企业管理研究的纯粹的管理学大家。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主体存在某些先天不足。而这一不足根源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长时间的阙如。
    应当说，我国管理理论的形成从血缘上发迹于美国。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确立，邓小平借访美机会签署了中美共建管理培训中心的协议，打开了引进美国管理理论的大门。我国的管理理论研究是凭借这一系列重大管理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顺势推进企业管理实践前进的正效应产生的同时，管理理论也使中国企业很快步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困境。许多企业产生食洋不化的病症，也有企业显现盲目跟从的迷失。曾经热销一时的管理咨询国际大牌公司美国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因给中国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像王府井百货、实达电脑和康佳电子集团提供的管理方案先后遭遇失败而被遗弃。大批民营企业虽然抓住机会拾遗捡漏填补了市场缺口，获得了短暂的爆发式成长，但因管理资源匮乏很快遭遇持续发展的瓶颈，面对企业生产无法持续稳定增长和升级换代的困惑，人们自然回到一些老问题上——“管理能不能创新而真正变成生产力？”“企业管理理论真的有用吗？”“中国的管理学往何处去？”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尤其是企业管理理论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坐标。
    一个很有意思也很特殊的问题是，中国管理理论既无丛林派别，也无路径和范式，属于纯粹从国外引入后组合改造并聚集而成的理论。最大的硬伤是管理理论缺少原创。曾经热议一时的曾仕强教授提出的“中国式管理”主推中庸之道、安人修身和弹性管理并没有获得理论界和广大企业家的拥趸，相反却引起激烈的争论。令人忧患的现实是，当企业全面产生管理困惑之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如何解决这一重大困难问题。
    其实，在我国，清醒、理性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探索者还是不乏其人。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中说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道”，本质上也是管理学研究的“大道”。大道往往无形，而解读大道也经常使人恍然大悟：大道寓于常理。钱颖一教授提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田国强教授在2005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有另一番见解：“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份。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
    如今的管理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模型和数据，追求建模的精准和复杂度，而论文发表以后却无人问津。著名管理学家谭力文教授在《论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构建》中告诉我们：“管理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颇多。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些颇多的问题使得管理学很难按照一般学科的规律对其进行规范的界定和进行科学的梳理，也让管理学既像一门科学（学科），又似乎游离在科学大门之外，形成科学、艺术、实践混杂的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管理学科复杂与混沌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也应包括一些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在研究工作中出现的多角度、多视野的问题，甚至不乏存在的一些随意，造成了这种其他学科不多见的自乱阵脚现象”。“管理概念的内涵应该十分明确了。即无论如何定义管理的概念，依据管理工作的基本特性，管理的概念中应该、而且必须包含人、组织、目标、协调这四个关键词。因为，管理工作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组织的成员开展的一类社会活动，即人对人的工作；管理活动是人类群聚后产生的一类活动，它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获取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和效率（获取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实现）目的的社会活动；所谓协调，在不同的组织中有不同的方法，如宗教组织依靠的是宗教的教义与成员的虔诚，军队依靠的是等级纪律与权力结构，而企业，作为一个依靠市场竞争生存的经济组织，它的协调机理和过程更为复杂。所以，我们可以对管理给出这样的简单定义：在组织中，为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目的的社会活动”。
    “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存在着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经过人们的不断努力，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在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定义、基本理论与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完成了其构建。对此理解和感悟的基本条件是，在充分注意管理学理论的社会科学特征的基础上，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了解人类群聚建立组织的基本规律，深刻地把握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管理活动的基本特征；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了解管理学理论经典专著中对人类管理活动的描述、抽象与总结，仔细揣摩经典理论中大家们对管理活动的深刻分析与论证过程”。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视角正是把握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的关键问题，廓清人们纷繁复杂的混乱思维，引导人们朝着一个更加清明和更加简单的路线重新调整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
    笔者始终认为，纠正偏失的管理学理论研究坐标，离不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管理学界的集体智慧苏醒和达成通识并展开共同的努力；这一条路线基于组织性行动标准。没有组织和组织纲领，完成一项卓越目标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做出一些突破常规的创新性计划，解除目前已经形成的管理学研究积弊，引领中国管理学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另一条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管理学理论的惟一标准。无论何时何地，管理学研究者对管理实践尤其是企业管理实践应始终不离不弃。关起门来，不闻不问生动的管理实际情况，只会导致管理学研究愈加衰败。
    关于这条路线，哈罗德·孔茨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直到近些年，几乎所有试图分析管理过程并寻找理论支撑以帮助提升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人，都是那些拥有管理艺术而又善于反思多年管理经验的实践者。因此，至少在将一般管理视为一项以脑力为基础的艺术时，最早的有价值的著作都是由一些有经验的实践者撰写的。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是那些学术化实证研究的顶礼膜拜者，也不能忽视由这些眼光敏锐的实践者从他们数十年管理经验中所提炼出来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些管理经验总结显然没有使用问卷调查、受控访谈或数学方法，仅仅依靠实践者的观察所得出来的结论，很难被认为是先验的或理论性的”。“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否认，管理理论精确性的终极检验一定是实践，而且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必须从现实中发展出来”。

挽回实践界对管理学理论的信心
    当然，面临管理学理论严重脱节实践的现实，管理学研究者应当首先致力于改变现实，挽回实践界对管理学理论失去的信心。“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课程，在管理实践者看来，都是由那些虽然很聪明但缺乏管理经验的教师来担任的。这看起来就像是在医学院里由那些从来没有手术经验的教授来上外科手术课一样”。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心惊肉跳，管理者和管理学研究者应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防止继续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其次要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登记指标，建立以“引用者、读者、使用者”为核心，按照研究者类别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第三，管理学研究者应当讲究与广大管理学理论受众充分对话交流的语言技术，不可随心所欲地发表有语义障碍的管理学言论，防止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的隔阂产生。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脱节的直接后果是，学术界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沾沾自喜，而实务界却把巫师当作大师，把深刻的理论曲解或误传。更为严重的隐患是，很可能让人民群众把管理学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编辑 张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