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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前沿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四个发展趋势(2024-5)  
企业管理杂志 发布时间:24-06-28        
   

 

文|李志伟   马连福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的四个发展趋势:第一,治理信息更加模糊,管理信息更加透明;第二,治理理念从工业经济时代的股东至上向利益相关者倾斜;第三,治理结构更加复杂,从管理结构复杂性向治理结构复杂性转变;第四,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包括双重股权架构及有限合伙协议架构。

【关键词】数字经济;公司治理;双重股权架构;有限合伙协议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全面深刻地影响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方式。公司在适应这种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中,公司治理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本文围绕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信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及治理模式四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期为公司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治理信息更加模糊,管理信息更加透明

   工业经济时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能够快速且大规模完成数据收集、传输、运算和分析工作,使许多人误以为这种信息优势能够极大地缓解公司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公司治理的难度。实则不然。公司治理的信息取决于商业模式,管理信息才取决于生产模式,而数字技术主要是改善生产模式的信息透明度。例如,近年来很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建设“黑灯工厂”、引入工业机器人,程序化的工业生产模式被数字化信息所反映,这不仅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且极大降低了生产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了管理信息的透明度。

  与管理信息不同,决定治理信息的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经济催生出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不像工业经济时代“采购—生产—销售—获利”的简单盈利模式,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更加复杂化、专业化,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例如,移动端的AndroidiOS系统逐步抢占了PC端系统的市场份额;微信在腾讯的财报中也并非是盈利的板块,但却是腾讯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不赚钱的美团单车却是美团生态的重要导流入口⋯⋯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不再是简单地通过销售产品获利,提供某种产品和服务的目的可能只是其商业模式中的一个环节。数字经济时代跨界融合成为常态,不同行业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使得基于商业模式的治理信息变得更加模糊。

 

二、从股东至上向利益相关者倾斜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企业的控制权主要由股东掌握。从结果来看,这种价值取向的确促进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和价值创造。奥利弗·哈特、格罗斯曼和摩尔等学者提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为解决这种股东出资激励不足的问题,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应该把企业契约中那些事前无法规定或“说不清楚”的权利(剩余权利或剩余控制权)留给股东,让股东来支配。总之,在工业经济时代,货币资本比工人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更加稀缺。所以,货币资本是主角,人力资本是配角,为了激励货币资本的投资,企业需要把控制权(剩余控制权)让给出资的股东。

  数字经济时代,货币资本的稀缺性相对下降,人力资本逐渐变成主角。虽然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们为了配合以货币资本为核心的标准理论,将人力也冠以“资本”之名,但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有本质的不同。首先,人力资本天然只能属于个人,这意味着人力资本非但不能借用,而且不能像货币资本那样可以严格按照出资多少或持股多少来进行等分。因此,人力资本的充分运用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或借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独特才能的创业领袖和巨大商业价值的超级员工形成的人力资本比货币资本更加稀缺、更加重要,想要激励这些稀缺人力资本的投资,就必须把更多的企业控制权从拥有货币资本的股东让渡给拥有这些人力资本的载体——企业家和超级员工。

   近年来,类别股焕发新机,大量互联网公司和新经济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甚至三重股权架构,将远超股权比例的投票权或表决权让渡给公司创始人团队,以充分激发他们的企业家才能;同时,阿里巴巴等企业希望借助合伙人制度实现创业团队、管理团队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从短期雇佣合约向长期合伙合约转换;东方甄选为了激励董宇辉等超级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而罢免CEO,并将董宇辉提升为高级合伙人。更有甚者,给OpenAI累计投资了130亿美元的微软竟然“不配”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商业模式,那些拥有独特人力资本的企业家和超级员工成为比货币资本更加稀缺的资源,为了更好地激励这些人力资本,公司治理的理念需要从股东至上向利益相关者转变。

   此外,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平台和双边市场特征。企业借助互联网和先进的数字技术解决双边市场中的问题,为各类商业交易活动或非商业交流活动提供平台,这种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下的平台和双边市场特征使得企业常常需要解决数字社区的治理问题。第二,生态系统特征。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合上下游合作伙伴资源,搭建产业生态系统为供应链企业或周边企业服务;有的企业则直接向平台型组织转型,通过搭建前、中、后台的平台型组织架构,为员工赋能、孵化自主经营体。第三,以用户为导向的组织扁平化特征。企业借助数据的采集、传输、分析等方面优势,减少组织层级,使得企业更加贴近用户。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推行“零库存”生产管理模式,以销定产。这些特征使得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外部性特征空前明显,其中,正外部性特征是企业边际成本更低,负外部性特征是企业关于对社区、员工、供应商以及用户的责任更加突出。这就要求企业的治理思维必须从工业经济时代的股东至上转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利益相关者。

 

三、治理结构更加复杂

   在工业经济时代,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化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要求企业有细致的专业分工,导致组织架构的复杂性和管理层级多。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局限性,需要增加管理层级和部门数量,也导致管理结构的复杂和冗余。相对而言,工业经济时代的治理结构设置较为简单,主要为了激励货币资本的进入,相应地,治理结构便以货币资本为主。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管理结构的复杂性上,而治理结构主要在于解决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的治理平衡以及为这些货币资本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而设定。从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中也可以发现,那些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往往是从公司金融、资本结构、法律与金融理论等视角切入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

  数字化孕育出的大数据及其采集、处理分析技术,使得管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显著降低,一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替代了大量基层低技能员工,生产过程标准化、系统集成化等,使得企业的管理层级更加扁平化、管理结构更加简单。不同的是,为了更好地激励特殊人力资本的投入,应对商业模式快速变化、更新和迭代,以及平衡企业与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图1所示,数字经济时代从管理结构的复杂性向治理结构的复杂性转变。在出资人层面,传统的股东和债权人虽然也都存在,但突破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同股同权模式,向创始人团队和企业家让渡更多表决权的同股不同权模式大量出现;以有限合伙人的方式出资,普通合伙人掌握控制权的“基金式”管理模式大量被应用,或者通过特殊方式嵌入董事会。在董事会层面,为了应对日益变化的政治、经济和商业环境,华为首创“轮值董事长”制度;许多企业在董事会层面纳入ESG、供应商等要素。这些都使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以应对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商业模式的快速变化,以及企业在合规方面的挑战。

 

 

 

 

四、治理模式更加多样

  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组织架构等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有如下典型代表。

1. 双重股权架构

  双重股权结构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和实际发展需要在股权结构中设置带有不同表决权的类别股,如“一股一票”表决权的普通股(A类股)和“一股多票”表决权的特别表决权股(B类股),也称之为“AB股结构”。其中,A类股主要由投资人和公众股东持有,B类股通常由公司创始人或核心管理团队持有。这种双重股权结构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让创业团队以较少的持股比例实现对公司的稳定控制,意味即使企业的创业团队为了获得融资让渡大量股权后,仍有充分的激励保障团队发挥人力和智力资本优势,以长期利益为导向经营公司。实践中,在早期境外上市的互联网新经济公司中应用非常广泛, 20201月在科创板上市的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A股上市公司。

需要说明的是,双重股权架构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由于背离了风险和责任匹配的同股同权原则,这种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股权架构不利于保护外部投资者权益,这也是双重股权架构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为了缓解这一冲突,近年来双重股权架构常常与“日落条款”搭配在公司治理中使用。“日落条款”是指在《公司章程》中对投票权配置权重倾斜的创业团队所持有A类股票转让退出、转为B类股票以及创业团队权力限制的各种条款的总称。引入“日落条款”的好处在于:在满足约定条件时,控制权可以通过创始团队的“日落”而重新回到“同股同权”,避免少数股东对外部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例如,在谷歌的双重股权架构下,当佩奇等人手中的A类股票选择上市流通时,则这些A类股票将被自动转换为B类股票,又回到“同股同权”框架;在京东的双重股权架构下,当刘强东不再担任京东董事兼CEO或其他特定情况时,其所持的B类股也将自动转换为等量的A类股。2021317日,拼多多创始人黄铮卸任董事长职位后,拼多多也由之前的双重股权架构重新回到的同股同权架构。

2.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

  除了双重股权架构,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也是创业团队用来稳固控制权的常用模式。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主要应用在证券投资基金组织,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投资管理,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人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1)“股东会中的股东会”。近年来,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被引入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架构中,同步移植过来的特征就是出资比重很低的普通合伙人可以掌握合伙企业的全部决策权和控制权,而出资比重高的有限合伙人往往只能享有利润分配权,分享投资收益。有限合伙架构以合伙协议约定的方式分离了企业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使得创业团队以较低的出资比例便可实现对公司的稳定控制,意味着即使企业的创业团队为了获得融资让渡大量股权后,创业团队仍能获得充分的激励以发挥其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实践中,由于早期双重股权架构在境内市场的应用需要突破制度限制,相比于双重股权架构,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反而应用更多。20142019年在我国上市的非国有企业中,有188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企业IPO时采用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常见的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一般是通过成立由实际控制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对上市公司形成在多数股权占比,进而在股东会层面形成控制权。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通过成立多个或多层有限合伙企业而形成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下的整体股权控制链。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治理模式可称之为通过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形成的“股东会中的股东会”。

2)“董事会中的董事会”。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下的治理模式还有很多变种,代表之一就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的治理结构非常复杂,在股权结构上,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软银和第二大股东雅虎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支持以马云为首的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公司章程规定,以马云为首的合伙人团队拥有对董事的特别提名权,可任命半数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同时,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规定,合伙人每年可以推选一次,推选时需要由现任合伙人向合伙人委员会推荐和提名,并须获得至少3/4合伙人的同意。因此,这种治理模式是通过合伙人制度形成了在阿里巴巴董事会层面的董事成员(等同于表决权)占比多数,进而在董事会层面形成控制权。为了确保这种控制权的稳定性,阿里巴巴公司章程进一步规定,合伙人的提名权等相关条款只有获得95%以上的股东选票方可修改。这意味着以马云为首的合伙人团队对董事会的实际控制格局在正常情形下很难撼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治理模式可称之为通过合伙人制度形成的“董事会中的董事会”。

3)“没有股东会的董事会”。如果把上述两种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形成的治理模式分别称之为“股东会中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中的董事会”。那么,近年来因为推出ChatGPT而大火的OpenAI LP公司的治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没有股东会的董事会”。OpenAI LP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没有股东会,其中负责对其进行日常管理的普通合伙人(GP)为OpenAI NonprofitOpenAI Nonprofit通过董事会对OpenAI LP进行监督,包括埃隆·马斯克、微软等诸多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只拥有相应的收益权。OpenAI Nonprofit董事会由几位联合创始人和多位外部董事构成,董事采取一人一票制。由于没有股东会,OpenAI Nonprofit董事会对OpenAI LP所有事项有最终决策权。进而,这种治理模式是在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下以董事会层面的成员(等同于表决权)占比较多来形成控制权的模式。

    当然,以上治理模式并非完美,各有优缺点。202311月,OpenAI Nonprofit董事会曾解雇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山姆·奥特曼,但几天后又重新任命他为CEO,使得很多专业人士对OpenAI的公司治理模式产生了质疑,虽然近日OpenAI Nonprofit董事会已经进行了改组扩充,将外部董事人数增加到7人,但是未来走向仍然需要留给时间检验。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控制权配置与公司价值研究”(编号:721720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

[2] 覃家琦,吴晔军,邵新建.风险资本与公司价值——基于企业家控制权视角的研究脉络[J].财经问题研究,2016(8).

[3] 郑志刚,李邈,金天,.有限合伙协议构架与上市公司治理[J].管理世界,2022,38(7).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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