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首次将“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行列。培养更多制造业高素质技能人才是推进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基础。本期专题探讨我国技能人才培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结合国内外经验提供有益启示。

——编者

技能人才：功劳簿上的“透明人”？

文｜周施恩  周赫然

关键词：技能人才；应用型人才；人才评价；人才发展机制；“四唯”现象

  技能人才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支撑。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全球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除少量学术型人才，社会所需要的更多还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但多年以来，我国在技能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高质量迈进的战略步伐。

技能人才三大困境

1.名不正，言不顺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会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 。

  但是，技能人才在国内是一个与专业技术人才相对应的颇有些“奇怪”的概念。我国学界习惯将技能人才定义为“在产业领域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工艺和技术，能够独立使用工具、设备进行操作或生产加工的熟练或比较熟练的工人”。这个概念有待商榷之处在于：一是将技能人才等同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熟练工；二是有意无意体现出对专业知识的忽视；三是对职业精神、创新创造和独特价值等深层次特征鲜有涉及；四是仅仅将其局限于“产业领域”和“工人”身份。

  首先，就当今社会现实需求而言，高水平技能人才必须掌握工作领域内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比如，高水平焊工需要对材料学、材料力学和金属工艺学等有关理论有深刻理解，因此技能人才和高等教育并非冲突和对立。其次，无论专业技术人才还是技能人才，都需要有较强的职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可以说，对已知事物的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创新（创新精神）以及对人生目标的崇高追求（职业精神），构成了包括技能人才在内所有人才竞争与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最后，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技能人才早已超出“产业领域”的狭窄范畴，并快速渗透至餐饮（如厨师、营养师、茶艺师）、服装（如打样师、色彩师）以及现代服务（如酒店体验师、心理咨询师、体能训练师、劳动关系协调师）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有市场规模、有持续需求的各行各业，都有技能人才活跃的身影，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创新，才使得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技能人才“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拖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对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4月修订）》所提出的“建设技能型社会”战略目标形成了明显制约。

2.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与政策导向明显背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标准，为新时期人才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但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人才工作实践中，又普遍将学历、职称或技能等级作为人才统计和研究的核心依据。常见说法是“大学以上学历人才    人，占比为    %；拥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人，占比为    %；拥有技工以上职业技能等级    人，占比为    %⋯⋯”那些无学历、无职称、无技能等级的“灰领人才”有意无意被边缘化，沦为学术论文、工作报告和企业功劳簿上的“透明人”——干活的时候离不开，论功行赏的时候看不到。可以说，在人才学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始终与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的人才工作却做得很好——他们特别重视员工的真才实学，那些无学历、无职称，也没有职业技能等级的高素质劳动者（如技艺高超的泥瓦匠、焊工、钣金工，甚至是一个咸菜腌得好的手艺人）通常被视为瑰宝，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收入远高于大多数有学历、有职称的大学毕业生。网络上流传的“高手在民间”说法，在广大民营企业中找到了有力证据。其高效实用、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朴素做法，值得我们探究和反思。

当然，民营企业的人才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重使用，轻培养”“重眼前得失，轻长远谋划”，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成功经验的扬弃借鉴。

3.等级鉴定不够规范，福利待遇有待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评价体系不合理，‘四唯’现象仍然严重，人才‘帽子’满天飞，滋长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

从人才评价角度看，我国一些地方的职业技能鉴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如各地证书含金量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只认“本地证书”，不认“外地证书”）；考试题库陈旧，跟不上时代变化（如人力资源规划、劳动定额等方面的预测核算仍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没有跟上当今资源配置理念的变迁）；考评人员素质不高，技艺不精湛，责任心差；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的鉴定机构重视收费、忽视对鉴定过程与鉴定结果的监管，等等。

 在福利待遇方面，除了少量的首席技师、高级技师，大多数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明显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249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189076元，增长4.7%；专业技术人员133264元，增长6.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85881元，增长4.1%；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0234元，增长3.3%；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71147元，增长3.9%。其相互关系见图1。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大体可以理解为“产业工人”或狭义“技能人员”）的年收入比全部就业人员的平均值低23.08%，增幅低1.1%；比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值低46.61%，增幅低2.7%。即便是和“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相比，其平均年收入也低17.16%，增幅低0.2%。

技能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

  从全球进出口贸易种类和贸易金额来看，我国早已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2022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在GDP中占比达33.2％，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15.5％和31.8％。

然而，“世界工厂”光环的背后是“灯下黑”。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存在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现象，其中高技能领军人才更是缺乏，这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甚至可以说严重背离。高技能人才这种“灯下黑”现象，也是造成“卡脖子”技术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技能人才工作，但由于当前技能人才的社会声望和经济收入偏低，如果有机会，更多的人愿意参加高考拿大学文凭而不愿进技校、职高等技能人才培训学校。这导致技校、职高的生源素质偏低，学习意愿不高，教师授课也缺乏积极性，以至于很多技校和职高成了“差生聚集地”的代名词，进而形成生源质量差、教育质量低、从业者收入不高、社会声望不高，致使生源质量更差的恶性循环（如图2所示）。

技能人才突围之路

  2022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技艺精湛、素质优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可以说，党和国家把技能人才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要扎实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就必须在技能人才培养与使用的瓶颈问题上实现重大突破。

1.为各级各类人才的内在价值公平赋值

  当我们谈到人才时，不可避免会带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凡是拥有一技之长（比如写字、种田、打铁）的各色人等，都是祖国需要的人才。改革开放使我们清醒认识到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恢复和制定了一系列人才激励和使用政策，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20世纪末，同质化严重的低端产品充斥市场，加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原来相对单一的高学历人员逐渐深化为技术人才、营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并重。发轫于上世纪末、兴起于本世纪初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各国对IT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涨。盖茨和乔布斯等人的辉煌成就以及巨大财富效应，激励着世界各地有志青年投身计算机、互联网等相关高科技领域。从工人、农民（包产到户时期）、知识分子、个体户、销售员、经营管理人才、高科技人才全面报酬（含现金收入、相关待遇、社会地位等综合因素）相继提高的社会轮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需求程度的历史变迁。

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综合实力比拼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生命科学、空间科学、新材料、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精尖科技领域日益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根基。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之下，我们要认真研究和系统改进收入分配政策，根据人力资本的高低（可以用“培养周期”替代）、价值贡献的多寡、发展潜力的大小，结合社会需求程度的强弱，公平公正地为包括技能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的全面报酬赋值，使任何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都有机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并实现应有的价值回报。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人才配置效应。

2.使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顶尖机构脱颖而出

  20世纪末教育部推出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建设评价政策虽然已经被新的“双一流”国家战略取代，但其对相关高校身份的认可及对考生报考的引导作用有目共睹。当前我国广大中学生之所以不愿意报考技校、职高等技能培训学校，实际上是社会“推拉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意味着社会地位高、个人收入高、工作相对体面，因此形成了对高素质学生的“拉动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技校、职高毕业生的社会地位低、个人收入低、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社会声望也不高，因此形成了对高素质学生的“排斥效应”；而低素质学生的聚集、教师授课积极性不高，又进一步加深了其“差等生聚集地”的负面“社会标签”，众多学生“避之唯恐不及”。

  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除了要系统性优化收入分配制度，还要打通技校、职高和相关应用型大学的培养通道，畅通从业人员从技工到技师再到应用型高级工程师、应用型工程与工艺大师的职业发展通道，使其个人身份有机会实现从“生产操作工”到“应用型工程师”（可以和学术型工程师“平起平坐”）的华丽蜕变。进而，充分借鉴高等学校“985”“211”和“双一流”建设经验，通过明确标准、规范指引、严格审核、科学评价，为不同水平技能人才培养机构“正名”，给予他们具有和“985”“211”以及“双一流”类似社会地位的“国家标签”。通过其毕业生较高的就业率、就业质量、发展前途和社会声誉，形成对高素质学生的吸引和拉动，进而在全国技能人才培养机构梯次形成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追随效应。

3.让各级各类人才的社会声望同步提高

  虽然我国一直提倡“工作只有岗位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对社会声望的价值判断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以至于有人为了获得权力、金钱或“好工作”而不惜出卖尊严甚至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确宣传的价值是无限的。这可以从《朝阳沟》（看完之后更加热爱农村）、《英雄儿女》（看完之后想从军报国）、《陈景润》（看完之后想当科学家）等著名影视作品或宣传报道对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上得到验证。具体到人才工作领域，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带来的低成本、效率高、瞬间大范围“送达”的优势，大力宣扬人人平等、人人成才、人人做贡献、人人有回报的人才价值观和职业价值观，对新时代社会风尚形成正向引导，使所有人都能从社会舆论中汲取营养，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希望，内心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召唤。进而，通过人才培养、价值创造、实物回报、社会地位、宣传报道等方面扎扎实实的“组合拳”，逐渐形成包括技能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志向远大、不懈追求、综合回报、继续奋斗”的良性循环。■

主要参考文献

[1] 唐慧,王继平,刘锦.我国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历史演进、当下构建及逻辑发展[J].职业技术教育,2022(13)．

[2] 周施恩,等.人力资源管理导论[M].2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3．

工作单位

周施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周赫然 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