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兴杰

【内容摘要】基于黑格尔辩证法（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反思人生境界这一企业家素质与德性的本源。本文指出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对于提升企业家的人生境界有特殊意义，企业家承担着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培育道德型企业家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   功利型企业家   道德型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

      企业间的表层差异性是利润率与效率，而本质差异性是企业家的人生境界。道德型企业家是企业家的最高层次，内在超越工具理性（根除科技创新的缺德性）而彰显价值理性（提升企业存在的目的性）——不是资本逻辑主宰企业家而是企业家自控资本逻辑，既放大资本“积极的一面”，又内在消除其“消极的一面”，使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正常化。
      优秀企业必然高质量发展，优秀企业家必然拥有优秀企业，道德型企业家必然是优秀企业家。

“人生境界说”与企业家的本质关系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人生的境界》中提出人生的“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为提升企业家的人生境界提供了哲学理论。企业家的人生境界这一元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源动能之一。
1. 功利境界与功利型企业家
     冯友兰认为，功利境界的人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其后果可能有利于他人，而其动机则是利己的，对其自身有功利的意义。功利境界的企业家不可能看到“社会的全”因而眼界较窄，很难处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很难处理自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正是这两个关系背道而行，追逐私利唯一化必然成为本能，任何生意的唯一目的都是赚钱；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必然是普遍金钱化；集体意识淡薄，公德观念匮乏，必然陷入利己主义的狭隘视野而天然匮乏“行义”之根，重工具理性（如何赚钱）而轻价值理性（为谁赚钱）。
     如果功利型企业家自身人格缺陷、德性欠缺，把享受或消费看作是人生最高目的，容易沦落为资本逻辑的奴隶；其主体性不得不受到金钱意识的主宰而唯利是图，其主体间性因追逐私利最大化而必然对立化；自我难以从私利的狭隘性中自解放，企业可能不缺钱但缺德，必然放大逐利动机的破坏性——不得不本能表现为经济动物甚至贪婪者；触及法律边缘或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道德沉沦；其“缺德性”必将企业摆在全社会的对立面，必然放大资本“消极的一面”，缩小其“积极的一面”。
2. 道德境界与道德型企业家
      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的人已觉解（觉悟、了解）“社会的全”，其行为是“行义”的而不是“为利”的，具有道德价值，境界比较高。这种人就是儒家所说的贤人。贤人已达到自觉的人生境界，可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道德境界的企业家人生境界比较高，践行民族大义；企业与社会的主体间性必然将竞争关系升级为合作与竞争关系，且合作关系统摄竞争关系，其统摄性来自道德型企业家的使命与担当，不仅“庖丁解牛”，而且“达则兼济天下”；良好口碑所凝聚的社会力必将产生广泛可靠的市场；清白健康的政商关系必然得到最佳资源配置；共享共生的商界关系必然产生强大产业网；全社会耦合共生中必然扩大竞争“积极的一面”又内在消除其“消极的一面”（价值理性的崇高性避免工具理性的缺德性）；“道德律令”（孔孟内圣之学）在驾驭资本中再造资本逻辑（将资本的逐利性内在转化为兼济天下的源动能），必然放大资本“积极的一面”又规避其“消极的一面”；必然成为有价值又有前途的民族企业。
3.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功利型企业家与道德型企业家、一般企业家与优秀企业家、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三重关系具有逻辑自洽性——企业家概念的三层内涵（三重根），揭示了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冯友兰认为，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道德境界是精神的创造。“人生境界说”主张作为人化历程的文化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其统一度取决于道德性。这是每个企业家的必修课。

功利型企业家与道德型企业家的本质区别
      不同思想境界的企业家有着本质差异性。功利型企业家与道德型企业家的本质区别主要有五个方面。
1. 利益机制的强弱性
     冯友兰认为，行义底行为是道德底行为；⋯⋯道德底行为，不是为利底行为。⋯⋯在社会中，人若欲为其自己得永久底利益，他的行为，是非合乎道德不可（《贞元六书》。
      小格局来自功利人，大格局来自道德人。“赚小钱”的狭隘眼界来自功利境界，无论怎么巧于算账其实都是企业家本身的“小账”而非全社会的“大账”。唯有全民族的账才是“大账”，才能使企业赚更多的钱。“算小账”的功利型企业家，无非就是守住小溪而不可能看到江河。这是企业不得不直面的元问题——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如何构成命运共同体（类似小溪与江河的关系）；其本质是企业价值观如何超越狭隘的赚钱思想，才有可能消除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上与形下的障碍源（形上的障碍源最难消除又不得不消除，关键是突破狭隘眼界）。问题是如何超越？自然是功利型企业家很难超越，唯有道德型企业家才能超越。
      功利型企业家无论多么精明，能否与全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只有或然性，唯有道德型企业家才有必然性（道德型企业家道德实践的形上根基和客观参照——大格局与赚大钱的逻辑自洽性，其利益机制必然随着民族强大而强大）。这是道德型企业家内在超越功利型企业家的关节点。
2. 企业稳健性的差异源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企业稳健性。逐利动机主宰着功利型企业家的意志，企业利益的唯一化必然放大与社会利益的张力而不得不被社会边缘化——不可能进入社会核心层，难以获得政府支持；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犹如石墨的分子键而不可能像金刚石的原子晶体。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原子，其内结构不同，性质也不同（结构决定性质原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因“内结构”不同而产生两类企业：利益共同体型企业与命运共同体型企业，必然产生不同社会结构——松散型与紧密型。
      松散型企业天然匮乏化解危机的本能，唯有紧密型企业才会转“危”为“机”。利益共同体的松散型企业，其主体间性像石墨本然匮乏金刚石的内在稳健性，其主体性像石墨天然匮乏其内在坚固性；企业难以与全社会耦合共生而不得不势单力薄，外部条件恶化之际（如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遭受沉重打击，犹如水上葫芦遭遇洪水。命运共同体的紧密型企业必然与全社会耦合共生，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恶化也能逆势发展，犹如大树扎根大地。其实，任何大灾难都是企业生命力的检验场，道德型企业家必然比功利型企业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从国家高度寻找生存之道，这是企业家为什么不得不提升人生境界的本根。
3. 企业精神层次的高低性
      衡量企业精神的基本尺度是企业精神与民族精神是否有逻辑自洽性。凡是没有民族精神的企业，企业精神层次必然低，功利型企业家正是如此；凡是有民族精神的企业，企业精神层次必然高，道德型企业家必然如此，这是企业为什么能与全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哲学依据。
      民族精神与企业精神的逻辑自洽性来自道德型企业家的“道德律令”；“民胞物与”（张载）中将民族精神内在转化为企业发展之根，“致良知”（王阳明）中将企业精神内在转化为民族精神的源泉（互生之道）；践行民族大义将企业发展本然高效转化为民族强盛之本，企业与民族必然具有“同一性”（谢林的“同一哲学”）；企业利益与民族利益本然一体，犹如江河汇聚大海。功利型企业家所追逐的企业利益最大化与民族利益最大化只有或然性，犹如一个个水库般利益独立化，企业精神怎么可能与民族精神有逻辑自洽性呢？
      企业精神与民族精神有逻辑自洽性的企业，“慎独”中守规矩无须“政策红绿灯”这一外在规范性而靠企业家自身的内在规范性，内在系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自规定资本只能做经济范畴的事，决不能染指其他领域；从根本上消除资本“消极的一面”并彰显其“积极的一面”，内在根除“资本与权力的勾连纽带”并关系规范化。法律、政策属于外约束，企业家道德属于内约束；内约束远远优于外约束。如何产生内约束？提升人生境界是基本乃至唯一之路。
4. 企业文化的优劣性
      功利型企业的文化内核是利润、成本、效率与权力至上，等级森严；见物不见人的企业文化（相当于金钱文化），以钱治企；“996文化”盛行，员工不得不成为挣钱机器（整个企业就是赚钱机器）。企业和企业家的名声因天然缺乏道德的根基而匮乏内生力，犹如逆水行舟，不得不依靠广告宣传。
      道德型企业的文化内核是正义、公平、责任感与使命感；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以德治企；崇高理想这一源动能，让员工必然成为民族事业的创造者。企业在“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必然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5. 生意与道德的假悖论
       功利型企业家认为生意归生意，道德归道德。生意与道德本然悖论，生意不能被道德绑架。其实“绑架论”的背后是“缺德性”。没有道德的生意是什么生意？利己主义本然将生意与道德内在分离，经济动物纯粹从经济本身做生意，正如牛吃草无须道德一样，人性基本丧失。
       道德型企业家正是将生意与道德构成内在逻辑，将他者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功利型企业家将他者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从道德与生意的“生生之道”中必然形成命运共同体——自我与他者在“利益之河”之上构建“命运之舟”，企业生命力必然强大。这是道德型企业家与功利型企业家的本质区别。
      关爱他者特别是国家、民族、社会、公众、自然的整体观念，应该成为企业的新伦理。新伦理哪里来？唯有通过道德型企业家，增强国家意识，国家利益优先，履行社会责任，依法依规运行，确保经济社会安全，从根本上规避垄断失序与技术扼杀，在市场公平竞争中确保行业创新发展。

如何提升企业家的道德境界？
      道德型企业家精神是功利型企业家精神的飞跃，也是经济人到道德人的飞跃（成人之道），还是低质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飞跃；三个飞跃具有逻辑自洽性——“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其三重逻辑是企业家概念的原点。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915年，在江苏南通的张謇兴实业、办教育、建城市、促民生的事业,建成了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用哲学家胡适的话说，张謇是“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张謇以“状元实业家”的身份显名后世。张謇精神的本质是责任与担当。张謇有两个特点：一是会经商、懂经商；二是拥有家国情怀。他做企业不仅为了逐利，更是希望把获取的利用在国家发展中，为国家造福、为人民造福。
      “张謇式企业家”已超越法律层面而进入自律意义下的自由（康德），站在国家高度，把家国情怀根植于心；强烈的爱国主义必然承担民族大义；内在超越工具理性的天然局限性而在价值理性中创造更大的存在意义；更高眼界中发现更多商机和更多源动能，从根本上规避破产危机，在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这是每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与品格。
2. 企业家的思想革命与观念变革
      如今，赚钱难，而提升人生境界更难，难就难在提升源动能绝非外因而是内因——企业家的思想与观念的自变性与时代性，由觉解作为枢纽来提升人生境界,彰显新时代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道德本体论（吾儒之学本天/本心），其道德实践“由内而外”——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篇》），其本质是人格的培育与德性的再生（李翱的“复性说”）；“学”以成人、“积”以成“圣”（《荀子·劝学》）；“内省”中追求“至善人性”与“道德心灵”；习行与习德的互生而修身以成就人，止于至善（《礼记·大学》），提升其尊严性与高贵性（人之为人的本根）；自我充实精神世界并与金钱世界构成“形上与形下”——道器关系（功利型企业家只有金钱世界而天然匮乏精神世界——有“器”无“道”而不得不陷入金钱化的泥潭，本然缺乏民族大义）；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培育大格局的道德心性（成人第一隘口）；遵天理，抑人欲；遏止奢侈，崇尚简略；淡化金钱意识，强化使命担当；培育“仁爱之心”并践行“仁爱之道”；“知行合一”中做到恭、宽、信、敏、惠（仁者爱人），自我与对象性世界内在契合（天人合一）——德统摄利，求利与求德具有内在一致性；上善若水（德中求利，大利与大义的内在统一，成为道德型企业家的形上根据），厚德载物（利生德中，大德与大利的“生生之道”，成为道德型企业家的本体论之源——道德实践的最终依据与最高标准）； “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中摆脱私心的天然约束性并消除私利的狭隘性，彰显儒家的内圣之学——“内圣外王”，德与利具有现实同一性；思想变革与观念变革中进入更高人生境界；摆脱资本逻辑的奴役性——从资本意志的“奴隶”飞跃为“主人”，根除拜金主义特别是虚无主义；认识和践行“社会的全”，让企业成为“社会的细胞核”——企业发展与国家繁荣构成内在逻辑；借助“由天而人”的道德发生论和“即物穷理”的道德修养论，创新企业价值观，锻造“张謇式”企业家。这是道德型企业家的隘口，是一场艰巨的自我革命，所“革”的是“私利之命”而“生”出“公利之心”——民族大义之根。
3. 创新教育机制与激励机制
      培育道德型企业家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教育机制与激励机制。教育机制的核心是提高思想水平，这是培育道德型企业家的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培育道德型企业家的思想源泉。
      与此同时，激励机制也十分重要。政府应将培育道德型企业家作为基础性的战略工程，针对企业家的元问题，特别是企业价值观的本质偏差，反思其根源；创新激励机制，道德型企业给予正激励，功利型企业给予负激励。
       评判企业家的荣誉与社会地位，主要依据是企业贡献（经营规模、投资、税收、就业等），然而，企业家的人生境界与之是否有本质联系；如果德不配位，问题就严重了。这一反常现象的元本质是企业家标准没有将道德素质与企业伦理纳入其中，必然产生制度缺陷与机制漏洞——德位脱节，位高德低，甚至有位缺德。
      创新企业家标准，政府应设计科学系统的评价标准——正德配位，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反常现象。这是培育道德型企业家的关键，也是优秀企业的必要条件。
4. 从新时代高度培育道德型企业家
       从功利型企业家到道德型企业家是一次飞跃，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一，增强使命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时代使命感的落地点正是道德型企业家。
       第二，提升眼界。培育新时代道德型企业家关键是提升企业家的时代眼界，眼界的高度来自思想的高度。“张謇式企业家”才有可能从狭隘的眼界中自解放。这是商人的基本功，也是成功商人的秘诀。
       第三，创造“大我”格局。自提升人生境界必须从“小我”飞跃到“大我”，从自我满足感转变为民族使命感，从“赚小钱”为自我转变为“赚大钱”为国家。仁爱他者的整体观念应该成为企业的新伦理。这一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道德型企业家的本质规定性。
      第四，倍增企业家的文明贡献度。道德型企业家应在自我价值与民族价值之间以及企业意义与新时代文明之间形成双重内在逻辑，提升企业家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培育道德型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彰显中国企业家的新时代风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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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兴杰.哲思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