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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中向好与不平衡性并存 ——2021年宏观经济分析与2022年经济形势展望(2022-1)  
企业管理杂志 发布时间:22-04-24        
   

文|王小广  刘莹  张晏玮


关键词:2021年宏观经济  2022年经济形势  恢复性增长  稳中向好  不平衡性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经济发展取得了大盘稳定、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可喜成绩,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但疫情局部反复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使得经济恢复并不平衡,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风险。展望2022年,我国宏观经济将继续呈现阶段性跃升前的调整型增长特征,蓄势待发。一方面,我国经济基本面牢靠、韧性好,出现不少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新气象,有力支撑经济长期平稳向好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宏观经济政策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1年宏观经济分析
       可以用两句话概括2021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呈现较显著的恢复性增长态势,经济恢复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
1. 呈现较显著的恢复性增长态势
       一是经济增长总体符合预期。全年经济增速预计会超过8%,两年平均增长5%以上。202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三季度GPD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只要四季度GDP增长4%以上,全年就能实现8%以上的增长。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走势,并不能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逐季走弱,因为这种走势是受2020年基数变化过大的影响,是对2020年前低后高的平衡。从两年平均值来看,各季度增长较为平稳,只是三季度有些减弱,究其原因:一是受局部地区疫情防控升级的影响,导致暑期消费旺季不旺;二是能源价格机制问题造成煤电供应紧张,使得不少地区出现多年少见的“拉闸限电”现象,加上生产资料价格暴涨导致PPI(生产价格指数)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价格“剪刀差”扩大(如下页表1所示),对广大中小企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制约了经济增长。

 


       二是物价稳、就业稳,企业效益回升。
       物价稳。2021年前10个月,CPI同比增长0.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长1.3%,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CPI即核心通胀水平仅增长0.8%,保持了温和增长态势。即便是10月份CPI增幅上升到1.5%、非食品价格增幅上升到2.4%,也处于宏观调控的目标之内。
       就业稳。2021年就业形势继续好于预期,前10个月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21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约5.2%,下半年则逐步降至5%以下;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比2020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显著提升。2021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2.2%,两年平均增长19.7%。但行业间和企业间效益增长出现严重分化,上游生产资料企业效益大幅提升,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过大的PPI与CPI“剪刀差”的影响而效益下滑。  
       三是投资增长平稳。2021年前10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1%,两年平均增长3.8%,尽管低于市场预期,但结构明显优化。前10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13.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5%、6.0%。另外,前10个月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0.9%,两年平均增长10.7%,这将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趋于改善。
        四是房价上涨首次被政策遏制。受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2021年可能是一个房价大涨年,但国家调控政策走在前头,改以往的事后调控为事前预防调控,将新一轮房地产泡沫扼杀在“摇篮”中,使房价大幅上涨“萌而难发”,这是2021年宏观调控最大的亮点。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2%,仍高于2020年全年增速,但比上半年15%的高增长回落7.8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房地产投资出现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由此可以判断,我国房地产长期过快上涨的拐点正在显现,这既是政策的“拐点”,也是市场的“拐点”,说明房地产业开始进入中长周期调整。由于房地产挤出效应减弱,对制造业调整复苏及创新主导型经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效应。
         五是外需持续好于预期。2021年,我国外贸出口延续2020年下半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35.39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22%。其中,出口19.58万亿元,同比增长21.8%;进口15.81万亿元,同比增长22.2%;贸易顺差3.77万亿元,同比增加20.1%。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得力,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使得我国在疫情暴发期及疫情稳定后的恢复期制造业发展韧性和竞争力优势充分显现。
        六是南北差距缩小。北京、山西、山东、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北方省份前三季度GDP增幅超过全国平均值,东北地区也在逐步好转。其主要原因是原料价格上涨使得产业结构偏重的北方省份工业经济增长加快,带动GDP增长回升。


2. 经济恢复具有不平衡性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也显现出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外需持续强劲、内需偏弱。
       前10个月,我国外贸出口总额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而对应的内需方面的投资与消费分别增长6.1%和14.9%。这是在2020年基数不同的情况下所呈现的表面差距,如果按两年平均计算,差距则更加明显。我国外贸出口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2.5%,投资与消费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8%和4.6%,即外需的增速是内需增速的3倍左右。这是因为供给端恢复较快,但需求端恢复明显不足。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两年平均增速达6.3%,超过了疫情暴发前几年的平均值。工业强劲恢复一方面得力于外需的强劲拉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供给端防疫简便而安全。相反,需求端主要是终端消费受到疫情防控的明显限制,特别是餐饮、住宿、旅游等聚集类消费一直难以全面恢复。
       从产业来看,一产、二产恢复好,三产不足。农业基本不受疫情影响,所以第一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第二产业恢复好,既体现在建筑业、采掘业受房地产景气度较高的影响而保持较快增长,更体现为制造业在外需与总体经济显著恢复基础上的短周期扩张;第三产业虽然也在恢复,但远未完全复苏,特别是旅游业及其相关服务业仍处于全面萎缩状态。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不平衡体现在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尽管有国家和各地区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但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及市场垄断等方面的巨大压力。
       上述多重不平衡性,部分与疫情冲击及防控常态化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然出现的新趋势以及需要面对的新问题。有些发展不平衡性是合理的,是经济进入阶段性大调整期所必然呈现的发展趋势,有些则是明显不合理的,其中不少是亟须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合理的不平衡性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动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增长机会不平衡,而且具有很强的政策支撑效应,如国家大力发展新基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双碳”相关技术、战略  性科技力量等。这既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通过政策力量促进这些新要素、新动能非均衡发展,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不合理的不平衡性包括: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两类价格“剪刀差”过大、房地产泡沫与财富差距过大、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差距显著扩大、发达地区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等。这些要么是经济结构问题,要么是市场机制问题。
       短期因素导致的不平衡主要是受疫情及其他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发展的供需两端产生的非对称影响,在产业上表现为对消费链产生较大的阻滞作用,而对生产链影响较小。随着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化,受到阻滞的消费链会产生巨大的回补效应,从而形成新的均衡。由此可以认为,2021年我国GDP实现8%的高增长就是对2020年受疫情冲击的回补。

2022年经济形势展望
       展望2022年,我国宏观经济将继续呈现阶段性跃升前的调整型增长特征,蓄势待发。一方面,我国经济基本面牢靠,特别是韧性好,出现了不少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新气象,支撑宏观经济保持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需要精准化解,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平衡性、可持续性以及创新力与竞争力。预计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继续处于合理区间,GDP增长5%左右,投资和消费两类内需增长平稳,物价总水平微升中趋稳,PPI增速有望显著回落,从而明显缩小两类价格的“剪刀差”。同时,在工业与房地产业双双调整后,我国创新动能成长将逐步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愈加巩固。
1. 经济增长趋势
       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一方面,外需有较大压力。虽然全球经济加快恢复但仍处于深度调整期。2021?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是主基调,但不确定性更大,各国债务高企、短期物价上涨压力增大、贫富差距拉大,全球经济总体发展态势并不乐观。而我国外需在持续两年强劲恢复后,也存在下行压力。另一方面,2021年三季度GDP增速回落,特别是房地产业与工业调整(部分是因为能源供给问题),使我国经济恢复面临一定压力。看经济增长趋势要善于剔除“短期干扰”因素,不能就某些短期的波动看当前、看未来,更不能以简单化的“趋势外推”预估未来,而要从中长期增长趋势、潜力来看当前及短期经济形势。
       我国经济总量在未来15年可以保持年均5%左右的中速增长,这既是实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内在需要,也具有重要的基础条件,而最主要的基础条件是需求端增长潜力巨大。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消费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预计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到“十五五”期间我国有望完全确立消费主导型经济。“十四五”时期,尽管作为“战略关口期”有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外部环境也具有短期的不利影响,但GDP实现5%左右的增长还是有把握的,后四年只要每年平均增长高于4%就能使“十四五”保持5%的增长。
       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5%左右。某些机构预测我国2022年GDP增长将达到5.5%左右,甚至更高。笔者认为,这些预期有些偏高,保持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速即5%则比较客观。预计2022年后我国经济将会出现持续中速增长态势,即GDP年均增长5%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增速高一倍以上。


2. 投资问题及投资增长趋势
       有些机构及经济学家对我国近两年投资增长率较低感到不安,地方政府也有不同程度的投资焦虑症,觉得增加投资不容易,尤其缺乏好项目。有的专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趋于饱和便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乐观。现阶段投资增长到底有多大潜力,不能简单地以过去的经验推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投资增长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在下降,分析预测投资增长趋势必须放眼长周期,特别是要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动态变化中来把握投资增长趋势。
       从长期趋势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发生深刻变化,由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下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投资与消费的作用必然发生转换,投资对经济总量扩张的作用明显降低,这是因为经济总量的扩张主要靠消费驱动。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再次提高,但2021年随着消费需求逐渐恢复,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处于近5年来高位水平。随着未来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消费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还会进一步提高,达到70%〜80%后将逐步稳定下来,而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会继续下降,最后也将稳定下来。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则更为关键。
       在我国投资占比长期偏高、投资效率偏低的情况下,投资增长能保持4%左右已经不易,不要再期待投资重回6%甚至8%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投资增长慢于GDP将会是长期趋势。新基建和仍有一定潜力的传统基建必须继续统筹建设,但指望其大幅提升整体投资增长率已经不可能。预计202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将继续稳定在4%〜5%。
3. 消费问题及消费增长趋势
       今后三十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居民消费增长来支撑,而我国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在“十四五”攻坚闯关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有望出现重大转机,“十六五”将迈入第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上升周期。其主要依据就是经过十多年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届时我国将真正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目前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规模不到美国的40%,有10倍的增长空间。当我国人均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时,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
       但近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增长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短期问题,即消费恢复不足,尤其是服务消费严重受阻。前几年服务消费已开始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服务消费恢复严重滞后。对于短期消费不足问题不必过于焦虑,疫情因素只是把消费延后,因为我国居民收入、财富及购买力都在增长,现在积累的消费需求以后会逐步释放,但2022年的消费回补力还比较有限。预计我国消费回补性增长可能会发生在2023年后,即“十四五”的后两年。二是中长期问题。一方面,消费不足表现为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但这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在进入发达阶段后居民消费倾向并没有下降,且比我国目前高出15〜20个百分点,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1万美元,但却出现了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问题。这与房地产泡沫对消费形成的明显“挤出效应”高度相关,也与收入与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直接关联。因此,我国必须从战略上着力解决制约巨大消费潜力发挥的结构和体制问题,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旨在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构建居民收入占更大比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而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2022年,我国消费增长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温不火,与2021年消费形势相似。疫情防控形势也基本与上年相同,局部疫情时有发生,但不会出现大范围、大规模流行,这决定了服务消费的短板仍将继续存在,消费增长仅会略高于GDP增长。二是产生大幅度消费回补效应,消费实现较高增长,实际增速超过6%,前提条件是疫情防控限制基本解除,但这种条件至少2022年上半年达不到。
4. 物价问题与“两个物价”走势
       2021年的物价问题主要表现为PPI与CPI的“剪刀差”过大。从长期数据看,2021年PPI增长过快,极为罕见。如2007?2008年,PPI增速分别为3.1%和6.9%,CPI增速则分别为4.8%和5.9%,二者差距不大,而且绝对增幅并不高;2010?2012年,PPI增速分别为5.5%、6.0%和-1.7%,CPI增速则分别为3.3%、5.4%和2.6%,也基本是水涨船高,“剪刀差”有限;2017?2018年,PPI增速分别为6.3%和3.5%,CPI增速分别为1.6%和2.1%,“剪刀差”有所扩大。2021年以来的价格“剪刀差”创历史新高,前十个月累计CPI增长0.7%,PPI增长7.3%;其中10月份CPI为1.5%,PPI为13.5%,不仅PPI增幅创1994年以来的最高值,而且月度“剪刀差”已超过最高值的1993年,年度“剪刀差”也逼近最高值。
       大涨必有大落。PPI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短期看,PPI过快增长主要受到国际上美国通胀、主要原材料供应国(巴西、智利、秘鲁等)产能限制以及国内“双控”政策的影响。长期看,我国PPI大幅波动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或者说是市场机制失灵,导致PPI过度波动、稳定性严重偏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反垄断、反操纵,特别是要预防国内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操纵。受本轮PPI影响较大的煤炭和钢铁等行业及企业需要加快转型,走品牌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形成行业托拉斯或辛迪加式企业组织,把握市场定价权,对市场稳定特别是价格稳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预计2022年CPI将继续保持2021年的平稳增长态势,但PPI增幅可能重走先大幅下降、再由正转负的老路。2021年四季度或2022年一季度PPI增幅有望见顶后明显回落,下半年可能转入负增长。2022年PPI走势大概率与2012年相似。2012年初我国的PPI增长由正转负并持续达四年半之久,所以,2022年我国的煤炭、钢铁等行业将再次面临重大考验。
5. 工业经济与创新发展趋势
        新发展阶段,工业经济发展重在质的稳定提升,但也要有合理的数量增长。前不久,我国工业经济刚刚完成一个短周期增长,之后进入短周期调整,目前已经持续了几个月,预计这种调整将会延续到2022年。这样判断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外需减弱。2022年外需难以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连续两年较快增长后,一般到第三年会进入调整期。就目前形势看,2022年我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容易导致外需减弱。二是PPI波动将会影响工业产品结构及价格的调整。三是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工业经济要实现中周期繁荣需要有强劲的消费增长作支撑,如2002年至2011年,我国经济高增长是房地产和汽车产业推动,而之前是靠家电产业推动。四是中小企业制度问题。这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且关键在于企业税负过高,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工业经济报酬递减的总体趋势难以改变,但2022年下游行业与中小企业效益会有所提高,即工业企业效益增速放缓但两极分化有所收敛,这种情况与2021年正好相反。2020年,制造业31个细分行业中报酬递减行业有13个,而2021年前10个月报酬递减行业增加到18个,即企业效益总体转好,但报酬递减行业反而增多。这说明我国近阶段工业企业效益与价格波动的关系较为密切,PPI上涨使得上、中游产业效益大幅提升。而从最近两次PPI大幅波动看,金融货币的因素对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是市场化程度问题,而是表现为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监管不足等问题,直白地说,就是资本野蛮生长、操纵市场的结果,恶意炒作、投机泛滥导致对市场的人为扭曲。比如房地产长期泡沫化、蓄意制造“粮荒”等,都是资本疯狂炒作的表现。正是由于企业效益提升主要依赖PPI上涨而不是靠创新驱动,所以工业经济报酬递减的趋势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值得欣慰的是,在经济结构持续调整与工业企业效益增长的背后,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在快速提升。一是“十四五”规划聚焦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现代化,企业创新投入大幅增加,促进了创新能力的提升。二是房地产挤出效应减弱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可以认为2021年是房地产业的转折点,我国房地产业出现趋势性调整,风险正在逐步释放,不过这种风险只是局部的,不会影响全局。三是华为等企业的示范效应显著,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创新升级。
        然而,我国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面临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首先是中小企业制度问题。不解决中小企业制度问题,将严重制约大企业发展的源头以及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因为大量的创新活动是靠中小企业承担的。其次是金融机制支撑问题。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在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资本服务供给方面严重不足。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必须要有强劲的金融力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技术研发以及创新要素重组等。过去我国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成长实际上是借用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我国没有这样的资本市场,多是依靠外资提供风险资本服务。因此,必须加快培育我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要培育创新性金融市场——科创板,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就是一个良好开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在创新性金融市场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将有力促进我国创新性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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