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彰显责任与担当
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创新引领,改革突破,是国企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多地国资国企“十四五”发展规划陆续出炉,未来五年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国资布局路线也日渐清晰。在第八届杨杜论坛暨知本峰会上,知名学者围绕国企定位、改革方向和转型路径等,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成果,本期摘要刊发部分主旨演讲。
——编者
文/杨杜
关键词:国企 民企 国企改革 混合所有制 制度优越性
国企是国家的现在,更是国家的未来;国企强,则国家强。这个主题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议论。请不要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因为我想强调的是国企改革的辩证历史观。
国企民企,各有侧重
国企改革的目标绝不是为了改小、改弱、改劣,更不是为了改没。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改大、改强、改优,是为了国企的长久生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国企和民企进行比较。
第一,国企、民企指标比较。9月25日,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公布。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既有国企又有民企,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直接比较。其中营业收入前十名中没有民企,净利润额前十名中有两家民企,专利申请前十名中有三家民企,研发投入前十名中有四家民企。
因此,国企、民企的基本不同之一是:国企规模更大,民企规模虽小但也比较重研发。
第二,国企、民企地位比较。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压舱石”和“顶梁柱”的作用。民企经过40年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据相关中国民营经济报告的统计数据,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也就是说,占企业总数90%的民企、雇80%的员工、出70%的创新和60%的产值、缴50%的税收。而占企业总数10%的国企、雇20%的员工、出30%的创新和40%的产值、缴50%的税收。
因此,国企、民企的基本不同之二是:责任不同,贡献不同。国企政治责任更大,民企经济责任更大;国企税收贡献更大,民企就业贡献更大。
国企以企业成长为目标,而不是以利润率为目标;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追求一定利润水平上的成长最大化,或者追求发展速度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和主要竞争对手,是国企发展的大方向,也是大型国企和面向未来的企业共同重视的目标。
国有企业担负着七个方面的责任:对客户的产品和服务责任、对员工的平台和报酬责任、对股东的增值和分红责任、对政府的守法和纳税责任、对行业的合作共赢责任、对社会的公益慈善责任以及对国家和组织的政治责任。相对而言,国企担负着更多的使国家富强的责任。
重国企,更重强大
国企改革的关键不在于资产所有制,而在于建立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是增强实力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对于位重而总价值大的国企来说,改革尤为重要。
国企改革的方法论很重要,改革是必须的,但又不能乱改。国企改革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和成功经验,国企改革里继承和改革的比例关系大致是70:30,继承过去好的部分占70%,改革部分占30%。改革要继往开来,不能推倒重来;要循序渐进,不能盲目冒进;要用中国方法,不能用“休克疗法”。
中国模式的国企改革方法论中,几十年来验证见效的首推“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再改进”的“四步法”。这是一种“点线面体”的中国特色改革模式,是上下结合,以点带面,循环进步。
其次是国企改革的“三线”原则。即上线、底线、边线。上线是不能过度,比如要把握好负债度、成长度和创新度。底线是言行自律、收敛,不能违反党纪、国法、政策之底线。边线有两条,一条是不做什么事,比如不进入什么业务领域,不进入什么地域;另一条是不与什么人交往,比如黑与非、贪与腐。无论如何,改革创新一定要卡住“三线”,以保证改革处于主航道、安全区。
强五力,世界一流
国企改革的具体目标是强五力,追世界一流。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简称“五力”),体现了新时代、新情境下,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使命和新目标。
“五力”目标,为国企改革布置了五项主要任务:一是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二是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三是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四是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五是明显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国企改革目标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国资委提出,“世界一流企业是能够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够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这是三个“领军”。具体指标上则提出了三个“领先”:效率领先、效益领先、品质领先。要实现这三个“领先”,基础有四个:技术、行业、方向和规则(或标准),我把它们称为“四领”:技术上领先,行业中领军,方向上领航,规则上领导。
关于我们自己选树的标杆,国资委公布了“三个标杆”名单,包括200家标杆企业、100个标杆项目和10个标杆模式。这些企业、项目和模式就是我们追赶世界一流的先锋队、样板房和参考书。
干大事,不干小事
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国企干大事,不干小事。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通俗地讲,这是国企的“四梁八柱”作用,其中的“四梁”是指国企要主攻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四个领域。
国企干事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行业“三集中”,把国有资产、资本、资源,一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二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三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通过集中实现两个聚焦:国企战略要聚焦主业务、优势业务,培养国企核心竞争力。国企资产要聚焦高效资产、有效资产,提高资产利用率。
2021年,国资央企始终心系“国之大者”,在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落实“双碳”部署,助力乡村振兴、新冠疫苗生产保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国企是大国重器,国企干的是大事!超级工程震撼亮相,重大专项捷报频传,重大工程项目密集投产运营,显示了国企扬国威,保国家安全的重大作用。
做强事,不做杂事
国企的地位,决定国企要做强事,不做杂事。
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高峰会上发布了《中国500强企业20年报告》。20年来,有1408家大企业进入过中国500强榜单,其间,有的稳如泰山,有的跌宕起伏;有的蒸蒸日上,有的江河日下;有的傲立潮头,有的销声匿迹;有的活成了中国企业的样板和标杆,有的变成了教科书上的失败案例。
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国有企业251家,民营企业249家,均与上年500强持平,占比基本为50:50。但在2010年,国有企业325家,民企175家,国企和民企的占比为65:35。民企数量在经过多年持续增长后,所有制比例结构在近几年基本稳定。
目前,国有经济占40%,国有企业占53%,这一比例的形成,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样的比例关系对中国现阶段来讲,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规律。
经过20年发展,中国企业500强基本形成了国企、民企各占半壁江山的合理格局。我们没有幼稚地掉进“只有彻底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才是出路”这种理论陷阱,在发挥大型国企特殊优势的同时,也很好地发挥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和混合所有制的优势。
有人说中国企业“大而不强”,我认为从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看,我们的国企还不够大——没有绝对优势的大,没有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发言权的大,也就是还不“足够大”。
因此,做强做优做大的持续成长依然是我们的目标。国企也好,大公司也好,未来主要是提高行业集中度,建立产业生态圈;力争定规则、定标准、定方向、定价格,建立基于中国规则的秩序,形成基于中国定价权的市场。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但核心竞争力不强,高精尖产业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很大技术差距,一些高科技产品严重依赖进口。这些差距,不仅涉及企业安全,还涉及国家安全,因为你时刻会被“卡脖子”。
我们的优秀企业最终面临的不是盈亏问题,而是死活问题;不是企业间的竞争问题,而是国外对我国企业的降维打压问题。2021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143家,其中国企95家,占143家的66%,国企撑住了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大半壁江山。国企强,则国家强!国企要担负起责任,与政府、整个产业形成良好的生态链和联盟关系,直面艰险,迎难而上。
历史观,全球视野
国企的使命,要用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来看待。
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落后。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与发展国企成为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国企,基本是在军工和重工业等相关领域。初期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营企业,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传承各革命根据地创办的公营企业;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国营企业;三是征用外国在华资本的国营企业;四是接收苏联归还中国的企业;五是政府出资新建的国营企业。
从历史的视角看,国企发展和改革的本质目的是国家富强。目前,中国部分国有大企业已经形成了符合企业发展规律的地位和格局。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教条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遵循的是“客观有效”的实践规律,不是所谓“先进科学”的概念定义。如果我们退回到某些教条主义者所谓的“自由竞争”,那就像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一样,等待我们的将是中国大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失败和毁灭。
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史中也时常闪现“国企”身影。美国有很多跨国公司和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他们和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通用汽车,不是国企胜似国企。这种“不能倒闭”的企业出问题时,国家一定会出手相救,注巨资让它活下来,还会派人参与董事会和经营管理。
2008年金融危机时,房利美和房地美面临倒闭,美国财政部立即“接管”,注资1900亿美元,取得高级优先股。美国财政部还购买“两房”80%的普通股的权证,实际是在进行国有化改造。美国制裁中国高科技公司,也是为了支援和帮助苹果这样的美国企业。
在美国,顶梁柱的企业如果有问题,就要通过把它变成“国企”来救它;在中国,国企就是顶梁柱,如果国企不存在,我们根本无法参与和国外的竞争。
“四个自信”,成果为王
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国企发展的两大目标,也是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
我认为,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六大原因在于:坚强的党的领导、正确的根本国策、全民的艰苦奋斗、国企的正确定位、充足的企业家精神和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因此,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国企,战略地看待国企,分类地看待国企。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在目前的战略层面,国企强,则国家强!国企改革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成果导向、目标导向,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建设世界一流国企,在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国企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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