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大多死于浇太多水，企业大多死于过分地“加油”，幸福的提升受制于过多占有。

文／汪中求

“我们吃的是什么？时常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将回答说，凡是地球上可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爱好，我们也吃蟹；出于必要，我们也吃树皮草根。经济上的必要，乃为我们的新食品发明之母，我们的人口太繁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手指所能夹持的任何东西。”林语堂在《中国人的饮食》中如此描述中国人的吃，难怪中国人与人相见时，习惯问“你吃了吗？”
实际上，全球均如此，在生产力欠发达的时期，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把“吃”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经济学上，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成为衡量家庭、地区和国家经济状况非常重要的指标，即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即多半收入用来购买食物，显然处于贫困阶段；在50%〜59%之间，即为温饱阶段；在40%〜50%之间为小康水平；在30%〜40%之间，处于富裕水平；低于30%，那就是非常富裕了。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7.5%和67.7%，显然全中国基本陷于贫困。2016年第2期的《时事报告》杂志中《6.9%的经济增速怎么看》一文，表述2015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30.6%，从平均值可以看出，中国基本富裕起来了。近期，北京电视台的《财经早报》栏目指出，2018年北京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0%和23.8%。以此看出，首都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了。
那么，以恩格尔系数来评估家庭、地区和国家的富裕程度（在此暂不考虑贫富差距问题），还有现实意义吗？生活中，很多真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其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注重的是和什么人一起吃饭、吃饭场地的风景如何、餐室内部陈设怎样、佐餐的音乐是什么，等等。这一群体的饭桌上，一瓶年份茅台的价格就可能超出餐费，甚至超过一些工薪阶层的月薪。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该提出“恩格尔系数2.0”呢？
笔者认为的“恩格尔系数2.0”，是指物质消费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以此作为衡量家庭、地区和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其经济收入的高低和生活品质的优劣。生产力正以加速度不断提高，现在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视为“古老的算盘”；当今一流医院的外科手术方案很快会显得有些“野蛮”⋯⋯
如果不考虑人们因未来生活不可测产生忧虑，从而刻意囤积物质财富的话，一个人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是一定的，超出的那部分不过是在满足贪欲。过去，人们高度关注吃，如今因健康的需要和科学养生意识的提高，逐渐对吃有所克制；关于住房，若过于宽敞，只能给自己带来收拾、整理的负担；汽车更可能被一些人放弃购买，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使无人驾驶汽车得到普及，根本不需要每人都拥有汽车；穿着也并不一定会倾向穿金带银，衣服太多会增加收纳负担。中国有一个词叫“过错”，过了就错了。“过错”一词特别适用于人们对待物质生活、物质消费和物质占有上。
因此，追求精神的满足成为人们最主要的需求，收入更大比例地用于与精神相关的消费。在一个家庭的收入中，物质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小，这个家庭越富裕；精神层面的消费所占的比例越大，人们的生活品质越高。对于物质消费，因为人们不需要，所以“恩格尔系数2.0”的比例数必然低。当然，真正指标化还是很复杂的，尤其要给“恩格尔系数2.0”加一个算法更不易。因为，界定精神生活的消费没那么容易，甚至从目前来看，更多的非物质消费还是附着在物质消费上的。还有因生活理念的不同，有些人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都低，但精神境界很高，以至于无法以恩格尔系数2.0来评判。
1970年，不丹国王率先提出了很接近“恩格尔系数2.0”的“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不丹的旅游业年收入仅300万美元，却始终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人数，对入境游客每人每天特别征收200美元的旅游费。不丹全国彻底禁止使用塑料袋、禁止吸烟。“国民幸福指数”解释了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国王就此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国民幸福指数的四级指标。
“国民幸福指数”的公式为“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提出“恩格尔系数2.0”根本算不上研究，只是基于经济、社会、哲学的一种思考。但在当今时代提出这些是必要的，植物大多死于浇太多水，企业大多死于过分地“加油”，幸福的提升受制于过多占有。原本就不需要的东西，再好也是垃圾。
“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描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