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推动社会进化主力的企业家群体，如果没有物质追求以外的信念、理想和抱负，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很难想象。

文/汪中求

在物质财富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家显然已进阶或超越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并未同步晋级。
报复性花钱是最容易观察到的企业家的第一个特征或现象。大约是过去太穷了，没有过大把花钱的经历。“有朝一日老子有钱了”的憧憬一旦实现，自然容易产生发泄式花钱的冲动。挣到钱的企业家想用钱去买下一切——豪宅、名车和奢侈品。施华洛世奇的老板说得非常形象，“中国人见到发亮的东西就想买。”以至于外国人惊呼“中国人太有钱了”，而客观的事实是，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不到4200美元。企业家企图用钱买到的还包括地位和虚荣、爱情和婚姻、学识和修养、自信和尊严。当然，这与当今时代的价值观“变异”有关，与企业家的真正社会地位低下有关。除了放开手脚花钱，没有别的方式能显现优越感。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表现是身体消费。所谓身体消费是区别于精神消费而言的，更强调物欲层面和感官层面。中国的洗脚城、桑拿房、歌舞厅、麻将桌、大型宴席包房、宴饮用酒和高级香烟等，这些内容的消费量可能是全球最高的。养小三、包二奶层出不穷，一夫多妻甚至多妻共处在企业家群体中已不是新闻。
本文并不讨论消费引出的道德问题，只是议论消费的层次。有一个与西方完全相反的现象值得琢磨。中国人无论有钱没钱，家庭装修一定是托付给别人的，个人极少去工具商店购买装修工具。我的美国朋友却认为，装修是一种成人的游戏，这样的快乐怎么可能拱手送给别人？因此，中国流行“葛优躺”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企业家与权力非正常关联。也许出于无奈，也许企业资源获得没有更好的途径。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这种现象仍不见减少，只是需要花更多心思在方式、方法和路径、手段上“创新”。长此以往，司空见惯，代代相传，习以为常。
有一个典型案例。某企业家因为官员问题而被调查，在纪委讯问时，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行贿事实。抵抗一周终被突破，交待出实际操作是他的儿子。自然，儿子立即被讯问，纪委又经过一周的努力依旧一无所获。回头再找父亲，父亲说“儿子确实不知情”，随后供出自己行贿的全部事实及其细节。纪委经办人十分不解，问其原由。他说：“我出去以后，生意不可能不做，也就不可能不跟官员打交道。我也知道你们纪委的水平，我不可能不招供。但是，如果我一进来就供出来，以后还有谁会跟我打交道？现在，我自己受了半个月的罪，儿子都进去了一周，不得不招供，也就可能被人理解。以后的江湖才可以继续有我。”我只能说，绝！
企业家自己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挣扎获得了一定成就，就开始琢磨子女的成龙成凤。于是，伪贵族化的子女教育成为企业家新的特征。企业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刻意培养自己心目中的“贵族”，无非是为了与平民阶层拉开距离，所以根本不思考和审视贵族的标准，不关注随着人类文明推进，如今贵族精神的含义。不少企业家按照这样的“贵族标准”行事: 穿着选名牌，吃喝讲场所；学费贵的学校就是贵族学校，并不评估是否合适自己的孩子；交往讲究门当户对，并不考虑对孩子是否有积极影响；了解一点咖啡品牌、学学摇葡萄酒杯，似乎是必须的作派；给孩子留下别墅、豪宅和尽可能多的存款，以为这是孩子不会输掉的起跑线。
中国自商代起确有贵族阶层，也逐渐形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但几经朝代变迁和革命，并没有沿袭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恰恰是重文化教养，鄙视物欲主义，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而且强调社会担当，珍惜荣誉，维护自由的灵魂和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不为强权或多数派的倾向所左右。作家高晓声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贵族精神有益：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犬儒主义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又一特征。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很少去思考责任和担当，似乎企业竞争力、行业前景、民族实力、国家后劲、企业家境界、历史责任、人类贡献等等，与企业家没有丝毫关系。当然，这或许与国家治理模式有关，中国的大事一直都是政府在操心，尽管也有一部分企业家进入了各级政协和其他社会组织，但更多是去接受思想改造和汲取正能量的。企业家能表现的空间最后只局限于扶贫助困，回乡给父老乡亲发钞票，投资建希望小学。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征。2011年日本“311地震”不久，我带领一个民营企业家组成的工业考察团到达东京，接待方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很有价值的中日企业家见面会。会上，康泰克集团董事长，72岁的吉永良先生的发言让我震撼，这位老华侨沉重地指出，中国企业家“重商不重工”。是的，“重商不重工”是中国企业家切实存在的很难被人理解的特征。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否定商业本身，更无意去否定商业文明，而是要反思一种社会现象：将所有的事情都看作是一笔生意、一种买卖，没有性质的不同，只有大小的差异。做一瓶口服液，并不需要研究其功能和价值，而是努力宣传，有人购买就行；盖一栋房子，绝无要做百年基业的想法，只要核心价值的土地能得到充分利用就行；就算提出要建“百年老店”，也并非真的存在千秋功业的理想，只是为了实现更多利润且子子孙孙都能挣钱而已。某日早茶，一企业家问我：现今什么生意好做？我笑着回答：养青蚨。对方继续问：青蚨是什么？我答：青蚨又名鱼伯，古代传说的一种虫。《搜神记》载，以青蚨血涂钱购物，钱能飞回来。
法国曾这样简化自己的历史：30个诗人和作家，25个经济学家，15个科学家，3个政治家，2个将军，1个商人。举目尽是商人的中国，怕是少有人能看懂这段话。1804年出版的词典《法兰西即兴诗人》曾为“资本家”下定义：“资本家是一个只有巴黎人才知道的词语，它描述的是一个富有的怪物，它除了对金钱的热爱外什么情感也没有。”具有本文分析的六大特征的中国企业家，算不算这本词典定义的“资本家”呢？当然，本文的“企业家”也是泛指，没有具体指向，更不能指向全部的企业精英。
印度的甘地有一段话可谓经典：“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个村庄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中国企业家的追求出现精神与物质严重不同步，其原因显然不全在企业家个人，本文也无意于深入探讨。只是，作为推动社会进化中坚力量的企业家群体，如果没有物质追求以外的信念、理想和抱负，国家未来是很可怕的，或者民族根本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