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井亚琼

关键词：创新创业  企业管理  本科教学  人才培养  浙江大学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大量新技术不断涌现，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和要求越来越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作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始航之地，以“创新实现创业”为教育理念，颠覆了当今的人才培养方式。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把学生从课堂中“听”推到企业中“做”，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设立多个项目来全面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企业管理领军人。日前，《企业管理》杂志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

    
创业重在“创”什么？
记者：浙江大学一直致力于改变传统的创业思维，不断推陈出新，在管理创新方面，建立了IBE（Innovation based enterprenurship，基于创新的人才培养，简称“IBE”）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魏江：浙大创办的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目的是选择一批工科学生通过培养其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让他们能够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创业。当初创办时在国内比较少见，之后大家都开始创业、讲创新人才培养。但是，不同区域的创业需求是不同的，在浙江、江苏等地区已经创业过度，传统的创业培养似乎过于侧重于当一名小老板，用互联网渠道解决过去的物流、消费、传播等问题。但是，这种“小老板”型的创业方式解决不了核心技术，仅靠传统的企业家去创新、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面临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创业而是创新。
     另一方面是从学校背景来考虑，要改变当今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有技术积累，我支持学生继续深造，读硕士、博士，而不是一毕业就创业。每年能够考进北大、浙大此类学校的学生是全国最优秀的，我反对对他们过于强调创业，例如办中学生家教、做海淘等，这实际上是高层次人才资源的浪费。所以，一定要回到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上去，希望他们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或产业发展方向。创业只是一颗种子，我认为要在改变世界中追求幸福，对学生过于强调创业的话，他们以后的发展是不会长远的。浙大设立了很多项目，比如GEP项目（全球创业管理硕士）、PIEGL项目（创新、创业与全球领导力国际硕士项目）和专门针对EMBA的创新创业“轨道”，还会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我们就是想通过对学生的创新创业培养，改变我国人才培养结构，使其与社会需求、国家需求相对应。
    
“通识”培养本科生
记者：您提到的本科教学改革，由原来的七大专业变为三大专业，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魏江：首先，我发现在现实中，很多管理成效卓著的人是工科出身。工科学的是思维，几乎与管理技能培养无关。那么，他们为什么成为了优秀的管理者和领导者？第二，我们现在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过度强调就业，这是对学生的误导。如果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就业，那职业学院就是很好的选择。浙大要培养出改变社会和世界的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称得起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像哈佛、斯坦福都在讲“我们要培养改变世界的人”，而中国大学培养的是容易就业的人。第三，那些没有学历、学位的企业机构和社会大学，正受到企业家和管理实践者的喜欢，甚至不少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所以，结合社会发展、国家需求和人才结构后，我认为不能为了就业而开设很多专业。专业的销售、会计、财务等人员，不一定非要大学来培养，这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定位。对学生要“通识”培养，就不需要过于选拔专业，而应该更多关注学生的全面培养，每个系每个专业不要为了自身利益，把学生当作“自留地”，而应该把国家需要作为人才培养的出发点。“瘦身”本科专业，建立好更宽的专业结构，优化课程结构，让最优秀的老师去培养本科生。
记者：以会计系为例，您想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魏江：我们培养的一定不是会计人才，而是现今新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真正从财务、资本运作和融资的角度去思考，可以做CFO的人才。我们的课程融合了经济、会计、财务、战略、互联网金融等等，颠覆传统，目的就是培养领导者。
    
经典与创新的选择
记者：您怎样看待管理创新与经典管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教学中老师们还在反反复复地向学生讲SWOT等理论。
魏江：我认为SWOT、五力模型、价值链等理论，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进步。这些理论是在20世纪60〜80年代提出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的产业基础都变了。首先是人的变化，由原来“工具”的人变为自由的人；第二个是组织变化，金字塔结构变为网络化、扁平化各级联盟的结构；第三个是交易关系的变化，过去交易关系就是价值链、供应链，而今天由于信息化、大数据的发展，各个边界被打通，交易成本越来越低，过去的基本理论、基本价值已经不适应当今的形势，到了需要被颠覆的时候了。现在的大学教师如果不去深入研究、深入了解如今的变化，依旧翻来覆去地讲过去的理论，老师就会把管理学教成一个个工具，学生学到的全是模式化的东西。所以对经典理论不是抛弃，而是扬弃，要时刻看到时代的变化。
    
学生要分层培养
记者：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商业领袖、管理专家，您在教学中是怎样处理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的关系？
魏江：我认为不同的学校、学生都要分层。浙大的本科生，应该培养成领导者；浙大管理学院八年前就取消培养硕士生，但国外高校会来我校招硕士生，我们联合培养；博士生要扩大数量，把他们培养成做学术研究的人才；MBA主要是培养职业经理人。这样区分后，培养方式要随之调整，“通识”培养本科生就是要全面、健全地培养，博士生要培养成能研究、有责任感的人，要有真正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与时代同步的知识，并且有能力把知识“输出”出去。
     学术研究要和商业实践紧密结合，现今有些人不去企业进行实地研究，而是在办公室分析一堆数据和什么因素相关，得出的结论没有多大意义。这是典型的“数据驱动”，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记者：如何处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要研究中国式管理，您怎么看待此说法？您觉得有中国管理学吗？
魏江：没有中国管理学，也不要去做一个所谓的中国管理学理论，这是下策。我认为真正要研究的是管理学这座大厦，这是人类共同的知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挖掘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派。
    
管理者是“打”出来的
记者：您认为目前的管理教育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
魏江：第一个层面是知识结构同质化。中国教学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例如人才培养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而社会是多样性的，每个企业的定位都不同。但是中国高校全是一个模子，专业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考核方式一样，导致学生自己没有选课的权利。然后是课程体系，培养流程，学历学位标准认定同质化。一个人才符不符合需要，标准是社会的需求，不是教育部的评价，我们的现状就是“一刀切”。
     第二个层面是学校无差异，人们相信有竞争才能繁荣，才有活力。但是学校的差异才是最关键的，清华、北大、浙大等高校分别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应该是有区分的。第三个是教学环境，包括教师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对四五十岁的教师进行人才结构调整是很困难的。如果想让最优秀的老师上课，那其余的老师怎么安排？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整个学校内部考核评价制度的挑战。
记者：浙大管理学院目前与企业有哪些合作？您觉得管理教育若要结合实践，哪些方面必须与企业走近？
魏江：首先，管理教育是应用教育，就像医生不上手术台，学了再多的案例，没有做过手术就不可能成为好医生。企业家和医生一样不是靠写论文写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管理教育跟企业接触得很紧密，到90年代开始有所弱化，到了21世纪前十年跟企业脱离得越来越远。一定要认清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基础学科，管理教育一定要与企业相结合，让优秀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向大学延伸。我们现在和海尔、阿里巴巴、华为、海康威视合作，接下来想进一步和当地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新兴企业，例如做农商、医疗健康的企业一起来培养学生。合作层次也不同，比如对于本科生，我们的做法是建立一套学生的实践体系。我在大学期间，会去企业和工人一起去车间、上下班，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企业是怎样运转的。而现在的学生只是扒开窗户看一看，所以我支持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建立实习基地让学生有机会进入企业，跟着师父去干、去学。其实，企业是非常欢迎的。
     对于MBA，我们有专门针对不同行业的七条“轨道”，比如面向医院、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等。优势是请来优秀的企业家、博士和浙大老师一起上课，并且由他们提供奖学金、举办创业大赛，目的是选拔、培养人才，通过比赛让新想法为企业家所用。
     博士生要把企业咨询、调研、案例和研究打通。我的博士生都会到企业去“蹲点”，分析、解构案例，这样既能应用于实践、发表文章，还可以把此案例做成教学案例。这对将来做教育行业的博士生来说很有帮助，因为这都是他在企业了解到的事情，很容易传授给学生。
另外，让企业成立项目，由年轻老师建立团队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例如，我们成立了浙大管理学院阿里云数字基金研究院，由阿里公司出题，引进教室，让我们来帮助他们解决，同时他们的数据对我们开放、共享。接下来，浙大要建立讲席教授制度，让企业到学院设立讲席教授，由讲席教授带领团队长期跟踪相关企业，这样的管理才是有活力、接地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