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总能带来荣耀与争议。作为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默教授的内生性增长理论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为此，本刊选登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剖析。——编者

罗默眼中的经济增长及管理启示

如何找到维持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变量，且逐步强化这种内生动力，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建设来保障这种内生性发展动力是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

文/郑颖  李牧南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  保罗·罗默  规模报酬递增  经济增长  规模报酬递减  全要素生产率  知识要素

     作为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保罗·罗默(Paul Romer)教授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知识要素理论对公共治理、科技政策与产业战略影响的讨论较多，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企业管理者而言，罗默的理论有哪些具体的管理启示和决策参考意义，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规模报酬递减与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企业的规模报酬变化可以有三种情况：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
     一般来说企业规模报酬的变化呈现如下的规律：（1）当企业从最初的小企业创业阶段开始快速增长时，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2）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在品尝到生产规模扩张的好处后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此时企业的收益慢慢进入规模不变的阶段；（3）如若再过分追求市场的主导权和市场占有率，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就有可能进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因为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递减的，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从而就不会出现持续增长。
     但是，从实际的全球经济发展现状看，在一定历史时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可以观测到的现象。例如：“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十年间，全球经济就实现了相对可观的持续增长。从单个经济体的发展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40年持续增长，这就是可以载入世界经济史的持续增长案例。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无论是那些认为“规模保持递减”的经济学家，还是持有“规模报酬递增”观点的经济学家本质上都是希望对“经济增长”提供某种理论解释，从而破解“经济增长”这个黑箱，找到更为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保持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全要素生产率与知识要素
     针对经济增长到底是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和市场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最终会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这曾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随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这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逐渐开始倒向经济增长的“陷阱”论。但是，“二战”之后全球经济的再次繁荣，又引起了以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的经济学的兴趣和探讨。索洛因为在增长理论和资本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在于发现和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外生因素是技术，表征技术变量的则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在索洛提出TFP的概念之后，后续的一些实证研究确实可以证明如果抛开技术或者TFP因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而导致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TFP的差异。但是，索洛的理论依然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减基础之上，即索洛认为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导致经济发展最终会趋向均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会缩小，这显然与当前“富者愈富，穷则愈穷”的现象有所出入。
     此外，1972年的《罗马报告》则认为技术导致的增长最终依然要受限于环境和资源禀赋的限制，即技术并不能突破环境资源的极限。但是，随着20世纪80〜90年代互联网经济的开始，全球经济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周期，这又给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索洛的TFP并不能自我解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TFP，因此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面临一定的困境。
     为了解释索洛TFP和规模报酬递减所带来的增长悖论，罗默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罗默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除了技术（TFP）之外，还存在一个内生性因素，这个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就是具有显著正外部效应的知识。显然知识是一个典型公共产品,与企业可以私有化的技术存在显著性差异。罗默认为若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只考虑传统生产要素则很难逃脱规模保持递减的规律，但是知识作为一种内生性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属性，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986年，罗默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内生增长理论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并发表在权威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篇著名论文中，一些开拓性的概念被提出，例如：知识要素投入、内生性技术变革和边际产量递增等。应该说，罗默对于知识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属性的论断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很平常的现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引起了一批著名经济学者的关注和跟随，这其中就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等著名经济学家，并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内生增长理论学派。近年来，包括格罗斯曼在内的多位内生增长理论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颁给了罗默也算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总体贡献的一种肯定。
     对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研究依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默和诺德豪斯，均在相关领域做出了卓越理论贡献，这将引起更多研究者对经济持续增长问题的关注。
    
三、内生性增长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战略性思考
     除了规模报酬递增和知识要素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解释之外，罗默也认为分工专业化可以使国家之间通过合理分工实现多个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这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了适度推广。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2年提出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提到了专业化学习和技术创新可以在后天创造，从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这为内生性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补充和观察视角。无论是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内生性增长的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还是从熊彼特经济学角度研究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等，或是强调专业化学习和分工的杨小凯都强调了内生性因素对于企业、产业和区域实现增长的重要意义。
     尽管这些著名经济学家讨论了很多经济增长机制或原因问题，但是他们很多都是从微观角度去解析和阐述其理论逻辑。例如，罗默在1990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的另外一篇著名论文《内生性技术改变》中，构造了三个微观生产单元：最终品生产部、研发部、中间产品部。研发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而中间产品部则产出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以获得租金收益，最终品生产部负责生产最终产品。显然，要令这个虚拟经济体持续增长，就要合理安排三个部门所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和人力等，这实际上已经可以直接移植到现代企业的战略性思考和层面。
     以罗默为代表的内生性增长理论表明，无论是国际贸易视角下的国家，还是产业分工合作下的企业都可以从内生性增长视角进行战略思考和定位。在内生性视角下，企业自身的专业化学习、创新能力培养与提升都是企业保持规模化增长的重要“内因”，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战略规划、组织、制度和文化建设来强化这种内生性因素的产生和作用。
     理论上说，经济学家可以不在意企业管理层面的操作细节，但是作为企业管理者则需要时刻留意最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一个完全不了解经济学常识的企业领导者在企业战略层面的思考可能会出现某种偏差。首先，区域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之间在某种时空属性或者观察点下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其次，经济系统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从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视角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停滞、周期性调整和大萧条都是复杂系统某种状态 “涌现”的结果；第三，无论是亚当·斯密、罗默还是杨小凯都指出了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性，而且基于市场的专业化分工衍生出企业自身的专业化技能学习、训练，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等内生性增长动力，这些都给企业管理者指出了企业保持成长的重要战略方向。
     此外，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在众多传统行业依然广泛存在，罗默的规模报酬递增与知识要素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规模报酬递减理论以及索洛的技术因素理论的全面否定和颠覆。严格来说，罗默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知识要素投入和内生性技术演变等理论和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补充。例如：针对古典经济学的规模报酬递减理论，罗默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人力成本等要素投入到一定规模会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现象，但是知识要素的投入却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随着知识要素投入所占比重增加，并引起正向外部效应，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得以出现，因此也可以认为是对索洛的TFP和外生技术因素理论的有益补充，从而更加丰富了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而杨小凯有关专业化分工促进内生性比较优势的诞生，进而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论断，也可视为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补充。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诺德豪斯和罗默显然是希望再次唤醒众人对于经济增长本身的更多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提出“正反馈机制”解释规模效益递增，以及提出复杂性经济学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也可能是未来诺奖的重要候选人。阿瑟认为：科学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其实都是由技术驱动，而我们却常常倒过来思考，认为科学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新技术出现。实际上，人类解决问题的需要推动了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就像生命体一样，新生的技术本质可能都是已有技术的“组合进化”。从阿瑟的复杂性经济学观点可以看出阿瑟并不认为技术就一定是外生性因素，也可以是内生变量，是人类解决问题而衍生的自然反应。而这种技术产生的优势又可以因为降低单位成本从而实现扩散和流行，可以实现自我强化和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例如：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中，如果不是冷冻电镜技术的出现，很难想象近年来可以出现如此大量的成果。仔细分析冷冻电镜技术恰恰就是一种典型的“组合进化”。鉴于冷冻电镜技术的卓越贡献，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冷冻电镜技术的三位发明人。当然，阿瑟的观点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争议。
     因此，针对内生性增长理论，企业管理者如何去正确理解技术、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本质上看，如何对待规模报酬递增还是递减，首先需要考虑不同行业的规模边界可能存在差异，规模报酬增长的拐点也可能因为具体的区域、产业和企业不同而出现显著性差异。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而言，纠结于规模报酬递增还是递减并没有具体意义。但是如何找到维持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变量，且逐步强化这种内生动力，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建设来保障这种内生性发展动力是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
    
四、知识要素投入与中国企业研发战略反思
     尽管罗默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和长期发展”的观点，本质上并未否定索洛早期的成果，可以认为是一种理论上的补充。2018年诺尔贝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索洛的学生诺德豪斯则更像是对经典索洛学派的再次肯定。但是，罗默提出的知识要素和知识投入规模递增的观点需要引起中国企业管理者的进一步重视。
     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但其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会产生正外部效应，从而在某个时间点实现规模递增现象。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可能。但是，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近年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论是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中兴通讯，还是最近宣布对最为普及的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开始收费的谷歌公司，这些都表明企业在研发战略上需要有长远考量，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技术跟随和模仿策略。美国之所以在很多核心技术领域具有垄断性技术优势，还是在于美国企业多年来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生产的重视和投入，导致更多的后续应用技术得以实现，并迅速占领相关领域的市场统治地位。
     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国研发经费占比已经出现了显著性增长，但是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企业参与基础性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更有效释放，产学研合作机制和相关激励措施也存在一定的提升和改进空间。开放式创新、合作创新模式更多聚焦于新产品开发和产品功能、外观改进层面，需要更多投入，回收周期更长和回报风险更高的基础研发和知识生产依然是中国企业不愿意过多参与的领域。但是，随着相关制度建设，尤其是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企业的知识要素投入风险会逐步降低，而知识要素投入所产生的回报收益也可能对企业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未来中国企业应该围绕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新兴技术，有针对性地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适当增加基础性研发投入，提高知识的生产能力，并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实现产学研协同从政府、高校主导转化为由更多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模式。重视基础性研发投入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应该形成一种企业战略，并逐步改善现有的企业研发投入模式，构建新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提升全社会的知识生产能力，从而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五、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尽管经济学视角的知识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企业视角的知识也可以是内生的经验、技能和企业文化的混合体，是企业保持核心胜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企业战略、组织和文化角度解读和促进企业内部知识流转依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企业视角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如何促进隐性知识的流动则是企业保持活力、提升创新能力，成为知识型和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战略目标。
     罗默认为知识经济代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经济增长、价值创造和生活水平改善都与知识生产密切相关，而知识的加工和生产成为经济活动的关键环节。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罗默关于知识经济的论述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支持和共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是知识生产最为活跃的地区，例如：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近年来经济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反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出现了波动甚至倒退。
     对于当代中国企业包括政策制定者而言，正确理解知识要素和知识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现绿色和可持续性增长，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切实围绕知识和创意生产组织资源，加大基础性研发投入应该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共识，在这种共识基础上优化相应的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制度建设，则可以为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1] Romer P 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
[2] 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
[3] 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著;贾拥民 译.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诺贝尔奖光环不能保证经济学理论正确

试图用一个简单的决定性方程来描述长期经济增长与科技、人口及其他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文/董洁林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保罗·罗默  科技创新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尽管诺贝尔奖可以给获奖者带来巨大的荣誉，但并不能保证获奖者的相关理论是正确的，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是保罗·罗默（Paul Romer）教授，其获奖工作是把科技创新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个内生理论是为了否定和改进由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而构建的，他于1956和1957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奠定了外生经济增长学派，并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其实第一个提出“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思路的学者是熊彼特，他在1911年出版的著作中就闪现了这个洞见，从此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们。索洛构建的经济增长外生理论是一次从定性思路到量化模型的重要突破，他认为资本和劳动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科技对经济的影响力通过一项“余数”体现。但在大量讨论之后，人们发现该模型的短处是明显的，因为模型中资本对经济推动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即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反映科技水平的“余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是外生的，其力量很有限。该模型既不能解释“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爆炸性增长，也不能解释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状况。
     前辈理论的缺陷无疑给后续学者的理论创新留下了空间。罗默模型在众多对索洛模型的讨论和批判中脱颖而出。他从1986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首先把经济增长归因于四大要素：资本、无技术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有技术熟练劳动人口）及科技水平。后面这两个因素是罗默教授超越“外生经济增长模型”之处，让“知识”体现在“熟练把握技术人口”和“科技水平”（新技术、新设备等）两个因素之中。
     他认为，知识（科技）是由市场上的多种力量有目的创造的，这将导致知识的积累。他还认为，知识具有外部性，也就是说，科技等知识一旦被人发现或发明了，就可能逐渐传播开来，为社会广泛拥有。科技这种可以让全人类共享的正外部性正是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力量。
     罗默初始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无技术劳动人口和人力资本都是总人口的一部分，如果说经济增长与两个数乘起来成正比，就基本上等同于经济增长与总人口变化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哪个国家人口增长得多、经济发展就快，这显然与大量事实不符合。因此，经济学界出现了很多版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修正版。认识到自己初始数学模型的问题后，罗默也修改了模型，他于1990年发表的文章确定经济增长是资本投入、劳动人口和新科技成就的函数。
     很显然，科技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由人创造的。换句话说，“科技成就”不应该是独立于“人”的一个变量。因此，罗默模型引发的另外一个大讨论是科技与人口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不是“内生经济模型”的边缘讨论，而涉及了该模型的核心问题：经济、科技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社会，人均GDP随时间上下波动但并没有增长的趋势，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而知识和其他要素（如土地）的增加只导致了人口规模的增长，于是经济增长即等同于人口增长。
     罗默认为“科技增长率与知识生产人口规模成正比”，由于知识生产人口是总人口的一个比例，因此数学上换个系数就等同于“科技增长率与人口规模成正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的平方成正比的结论。显然，这与很多事实相差甚远，于是出现了不少关于科技和人口关系的修正模型，例如，“科技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成正比”“科技增长率与人口密度成正比”等等。其实无论科技与人口关系的模型如何，都可以让“科技创新”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失，替换后的模型只是经济增长与人口的一个更复杂的方程而已。
     通俗地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科技是重要生产力”“人越多、主意就越多，于是经济就发展了”。罗默模型的一个关键亮点是可以定性地解释工业革命以 来世界人口、人均收入和科技成就同步快速增长的现象，于是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
     虽然学界挺热闹，但罗默的模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如果用科学思维来考虑一个理论的价值，一看其解释历史的能力、二看其预测未来的能力。当然，到目前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都很有限，如果能较好地解释历史就不错了。
     我和几位同事在2014年和2015年也加入了求解人类经济增长之谜的学术“游戏”。在2015年底，我们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技术和人口如何互动？基于1万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试图用数据实证罗默教授等人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中有关科技与人口的几个关系。
     我们的研究需要两组数据：1万年人口数据和1万年科技创新数据。人口数据来自其他学者的工作，过去百来年，大量学者前赴后继地研究人类过去百万年的人口变化。由于方法不一样，数字也不一样。我们用的是 Scott Manning（2008 版）的世界人口数据库，其中包括了12个不同的数据源，我们采用了这几个数据源的平均人口数。“人类重大科技创新数据库”是我们团队花了5年时间构建的，基于30余部科技编年史和参考书及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我们的论文中，有关重大科技数据库的构建方式和参考书都有详细说明。
     在完成了有关数据库的大量工作后，我们对罗默教授提出的科技和人口关系以及其他几个最主要的修正关系都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罗默模型的这部分及后续多个修正理论在长历史时期并不正确。具体结果是：
1. 过去1万年，重大科技创新与人口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我们发现历史上两者从正相关到负相关曾数次转折。因此，罗默“内生增长经济学”流派的多个略微不同模型中科技创新增长率与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成正比的假 定是不准确的。
2. 近百年来的重大科技创新增长率与人口规模之间是负相关的。更重要的是，最近一百年间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和人们的教育程度都在不断提升，即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也在迅速增长，可以说科技创新的增长率与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口规模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换句话说，“人海战术”对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基本无效（也许对推动微创新仍然有一定效果）。这个结果从一个方面否定了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3. 我们还发现，科技创新增长率超前于人口增长率而变动，科技创新累计数的变动也超前于人口增长率。这意味着，在近1万年的人类历史上，重大科技创新的加速或放缓会预示后续人口增长率的相应变化。我们的研究所揭示的时间顺序显示，重大科技创新超前人口增长，也超前经济增长，是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如果把重大科技创新者看作“英雄”的话，这似乎为“英雄史观”提供了一个注脚。
     基于对科技创新史的研究，我同意科技可以显著影响经济发展，但科技创新本身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人性、历史、文化、地理、体制、经济、人口等等。其中“人口”这个因素不仅需要考虑当时“健在的人”，历史上“已故的人”留下的科技存量也非常重要。因此，试图用一个简单的决定性方程来描述长期经济增长与科技、人口及其他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可以说，沿着设计一个决定性方程这个思路来构建经济增长量化模型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诺奖获得者索洛教授、罗默教授等，都错了。
     否定权威，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权威，并非狂妄之举，而应该以平常心将此看作是学术研究的正常举动。当然，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并非没有意义。自从一百多年前人们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的作用后，以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为主线而引发的大量关于驱动经济增长要素的讨论，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和政府对科技的投入，由此造成科技研发加速、微创新成就蓬勃涌现，使得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这到底是在推动人类进步还是在浪费宝贵资源，有待未来评说。
     另外，前人的错误对相关学术界来说并非坏事，人们仍然有机会构建更好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由此再度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近几十年不少经济学家已经 沿着复杂系统的思路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理论（例如“路径依赖理论”），并较好地解释 了很多现象。这也许是解答“人类社会的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个极富魅力问题的正确方向，也将是很多才华横溢的学者未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条可能的学术道路。■

主要参考文献
[1] Dong,J.,Li, W.,Cao,Y.,Fang,J.,2016.How does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progress relate?An empirical study of last 10,000 years.Technol.Forecast.Soc.Chang.103,57-70. (该文在ScienceDirect网站全文刊出: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0162515003455)
[2] 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Polit. Econ. 98(5).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编辑 王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