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突破, 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配置更要通过市场，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

——习近平

文/杨佩昌

 

　　习近平总书记于10月19日上午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听完贵州代表余留芬女士的发言后，习总书记表示：“99元的价格也不便宜，酒的价格不在于贵，太贵的酒不一定卖得好，要按市场定价。”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中，价格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环和核心要素。习总书记关于价格要听市场的表态，可谓意义重大。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将坚定不移、市场经济的方向不会动摇。当然，发展没有回头路，而且也没有回头的可能性。

　　市场的作用人所共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其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但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另外一只看得见的手也越来越受到青睐，甚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这就是政府的作用。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如果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又该如何定位？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市场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还会造成相互作用的抵消和彼此关系的伤害。

　　在这一方面，德国的做法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市场与政府并非完全的对等关系，即市场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也要相应有多大的作用。联邦德国前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对两者关系曾这样表述：“市场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尽可能让市场发挥作用，只有到了必须的时候政府才能出手（计划）。那么，什么是“必须”呢？德国政府将其界定为两种情况：一是只有在市场失灵、经济即将出现衰退苗头的时刻，政府才有必要进行干预。德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体现在金融政策上，通过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同时也适度运用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财政资金对相关行业和领域进行扶持。1966年的德国经济衰退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德国政府进行了合理调控，为经济的回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市场无法配置的领域，也就是在不赚钱的行业、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去提供服务。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留学德国时在课堂上的争论。莱比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哈瑟教授在课堂上批评中国为“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我当场反驳道：“这世界上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就连德国也不是。德国联邦铁路不也是政府参股吗？”哈瑟教授听后这样回复：“因为联邦铁路不赚钱，所以政府才迫不得已参与。在私人企业不愿意进入的领域，政府就必须去做。”“再说，政府也没有参与到具体的运营之中，甚至连火车票价也不是政府说了算。”

　　其次，政府与市场也非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各有侧重，各司其职。市场有宏观的范畴，但更多的是微观角色，而政府只能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不应把手伸到微观领域。德国前经济部长卡尔·席勒打了这样的比方：政府的作用是把马儿牵到食槽边，至于马儿是否吃草、吃多吃少或怎么吃，那是马儿的事情。席勒的意思是，政府的职能是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发展、产品如何定价，不是政府应该干预的事情。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才能让双方各司其职，发挥有益的作用。正因为合理区分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德国企业经营环境相当理想，从而成就了诸多全球闻名的百年老店和遍布各地的“隐形冠军”企业。

　　德国政府认识到，一旦把手伸进微观领域，企业要么将无所适从，要么会更多地依赖于政府。长此下去，政府会管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多，其后果是市场失去规则和秩序，甚至造成政商结合等诸多问题。政府只有克服保姆心态，当好中立的裁判才能让市场形成充分竞争，让企业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其实，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的初衷并非要破坏市场秩序，往往是出于某种好心：例如，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允许企业对某些服务收费或者对部分价格进行限制。但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作为却意想不到起了“好心办坏事”的效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各个国家皆不例外。前段时间的携程机票“捆绑销售”事件，也有政府干预的影子：有关管理部门不希望消费者为购买机票掏额外的钱，于是硬性规定不许机票销售平台收取代理服务费。而代理机票的返点只有1%，无法支撑企业运营，因此才出现了捆绑销售保险等产品的问题。

解决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回归到各自的角色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配置更要通过市场，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习总书记“各就其位”这句话切中了要害，也为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