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南省为例
■ 文/景 柱
内容摘要
本文立足于河南,以中观的思维,思考了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教训,阐述了河南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时期,如何抓住重大机遇,取得战略突破。
关键词
产业经济 发展 地区 河南
一、技术立省、产业富省与品牌兴省
提出“技术”、“产业”与“品牌”三个主题词,“技术”是广义的,无论什么产业,不讲技术很难做精做稳;“产业”是狭义的,没有技术支撑,不突出一两个行业,很难做大做强;而“品牌”是无形的,如果“技术”与“产业”没有沉淀为品牌,则产业经济就失去了地区基因和传承性,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一非开放高地,二非资本盆地,三非人才满地。产业转型期可以轻易进入轻工业、建工建材和资源产业,但很难越过现代制造、重工重化和新兴工业时代,直接进入以商业、地产和金融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
“中部六省”中河南GDP最高,但一般预算收入与GDP的比率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第一产业比重较大,免税且可能存在一定水分。二是第二产业未形成“龙头带动、产业链延伸”的品牌产业群体,税收结构不健康、不稳定。三是第三产业层次低,旅客南来北往多为过境,住下来消费的不多;货物四通八达多为中转,就地生税的很少;建工建材量大质次无品牌,低税漏税在所难免。
中部其他五省中,湖北产业基因清晰,以武汉为中心,链条性和聚集性明显;湖南依托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大三所工科大学以及湖南卫视,正在以长沙为中心形成机电一体化的新兴工业和娱乐产业;山西目前虽然仍打“煤炭牌”,但对煤炭的产业链延伸已苦干多年;安徽已凸显汽车产业优势;江西正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河南曾在洛阳形成了产学研型重工产业群,对河南工业的发展影响至今,但由于体制原因未能做大做强。就河南目前的产业体系而言,存在一定基础且门类不算少,但具有“技术、产业、品牌”三要素的尚不多。因此,在国家新一轮优化产业结构的历史时期,河南应注重以下产业发展战略:一是在国家厘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确定一二个可行的发展方向;二是发展低碳环保型的现代制造业和重工重化业,其中要优先发展龙头带动型、产业链延伸型的主导性产业,特别是产学研能结合、技术能支撑、品牌能落地的基因型产业;三是“三农”产业做稳做强,勿求虚大。
就产业布局而言,目前全省各类开发区不少,但郑汴产业带的战略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如果能举全省之力,科学规划、夯实基础、稳步发展,完全可以培育成为支撑河南长期发展的战略产业聚集区。
二、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面思考
首先是产业主线要规划清晰,支持龙头,拉长链条,培育品牌,逐步形成产业聚集和产业沉淀。不能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发展是个框,啥都往里装”。目前,不少开发区毫无主题,东拼西凑,五花八门,不是产业一方,而是厂房一片。甚至厂房不少,“冒烟”不多。就这一点而言,海南洋浦开发区和河北曹妃甸开发区的产业规划颇为贴近属地省情并高瞻远瞩,虽然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地区战略收益必将持续长久,很值得郑汴产业带借鉴学习。
其次是要坚持产业规划法制化而非长官化。一个地区产业经济发展长期没有建树,产业规划肯定有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产业规划长官化而非法制化,一届一个主题,随意作为。各级地方官员,除换届时间外,时有临阵换将,多有走读任职,为政怠工与官场地震也很常见,能够在一个地方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间并不多。纵观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历史,一阵子农业,一阵子工业,一阵子商业,一阵子地产,一阵子旅游,各届长官在有限的可作为时间内南腔北调,各唱独角戏,几十年下来,地方产业经济毫无沉淀,更无品牌。
再次是要改善软环境。好的软环境不是几条空洞的优惠政策,而是政策允许的企业可以无障碍进入,工作有平台,办事有通道,不托关系办成事,产业发展的灰色成本趋近为零。如果一个地方招商靠许愿,推动靠开会,加快靠喝酒,办成靠关系,那只能是开门招商、关门宰客,最终人去楼空。
目前,普通百姓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仍然需要继续追求物质文明并寻求多元的精神支柱。但在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部分群众已经失去了对基层政权的基本信任,复杂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一些人仇富恨官的不良情结,因此,民生与福利政策充分到位并不能彻底改善软环境。同时,多种来路的基层官员在工作能力、乡情友情、上级要求、黑恶势力和灰色诱惑等复杂因素中已多有麻木甚至被拖下水,恪守职责实非易事。不难想象整顿产业经济软环境应该是薄熙来同志重庆打黑的初衷之一。
因此,河南应该立足于产业经济健康发展,制订“招一商、亲一商、富一商、安一商”的长远之策。
最后强调的是用人导向问题。武可安邦,文可治国,让专业人士干专业事情,在中国法制社会尚未成熟之前,需要“明白官管明白事”。当前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找市场”,仍然需要“找市长”。但长期以来,按专业需要选拔官员的机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产业经济的发展不是“官不举而业不兴”,而是“官不懂而业不兴”。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三、产业经济发展要力避“虚实”扭曲
在中国因开放而形成的充分竞争领域中,外资品牌已经做大做强,而自主品牌还处在“低端”战场;在没有开放的国有垄断产业中,仍然存在“效率流失”。河南应加大力度,加快步伐,进一步对民营资本开放产业投资领域,培养稳定且可传承的属地品牌。
在产业经济领域中,属于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尚很脆弱,但“泡沫”繁荣却不断膨胀,“虚实”扭曲日益严重。养猪的不如杀猪的,种蒜的不如“倒”蒜的,资本大佬不断创造财富的“泡沫”神话,变态发展的房地产业竟成了各地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动机。
实体产业中,原材料上涨、工资社保高涨,而工业最终品售价却一路走低。实体界、地产界和资本界的税制税率一样,人均社保一致,但投资收益和社会负担却大相径庭。二千人搞实体不如二百人搞地产,二百人搞地产不如二十人搞投资。因此,我国实体资本目前正加速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宏观经济已趋向“泡沫”化发展。很显然,国家的宏观导向、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用工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存在一定的问题。
与此同时,各地产业经济发展思路也存在较大的“虚实”扭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发展思路太多“高起点、大手笔”。想象丰富并规划雷同,不切实际并避“实”就“虚”。
二是不讲科学发展观,急功近利。无论有无品牌和核心技术,能否龙头带动和战略支撑,皆可由企业概念升级到产业概念,豪言壮语,大干一场。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产业结构还要继续调整。
三是无论干什么都要比大小,但不讲究比较方法。讲GDP多少不问水分多少,更不讲绿色GDP和有效GDP;讲总资产多少不问负债多少;讲净资产多少不问评估增值多少,更不问流动性;讲盈利多少不问纳税多少;讲叠加营业额多少不问合并销售收入多少。这是不懂业务,更是避“实”求“虚”。
四是为国企经营者保留了“企业家”与“官员”的双重价值通道。这本对优化干部机构大有裨益,但部分国企经营者为了尽快实现“通道跨跃”,并不多虑企业的长远发展,更多精力是利用垄断手段或特殊身份把企业迅速做虚成“大”。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日本的悲剧历历在目,美国的教训就在眼前,德国的成就却视而不见。中国产业经济领域中目前的“虚实”扭曲现象应该引起深思,且应作为河南未来产业经济发展的前车之鉴。
四、要尽力避免为房地产业的变态发展付出惨重代价
实体产业和房地产业在产业经济中本应互为补充支持,平衡投资回报率,促进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当前实体产业乃至整个社会正在为房地产业的变态发展付出惨重代价。
一是实体产业努力提高员工薪酬和福利待遇,但加薪能力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企业成本负担不断恶化,员工财富被简单抽干。不少员工终生拼命工作,仍然无望居有定所。长此以往,实体产业或破或转,产业工人失业转岗,必将产生新的社会危机。
二是社会上规模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对安居乐业的简单诉求日益焦虑绝望,普通公务人员可能被迫进一步权力寻租,大手笔的官商勾结腐败继续批量滋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不稳定性急剧增加,有关利益集团对中央政策的绑架对抗力量再次得到加强。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为了社会稳定并防止社会道德进一步沦丧,我国可能不得不进入一个根据并不充分、基础并不牢靠、时机并不成熟的全员高薪与全员福利时代。这绝不是盛世中国的吉祥之兆。
造成这样的后果不能简单归罪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1998年国发23号文提出的房改初衷是借助市场手段解决全民住房问题,“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2003年国发18号文又强调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然而政府的“有形之手”却长期作用失效甚至反作用,致使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了“决定作用”。
当前,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破解全社会为之肝火的难题。
首先要弱化地方土地财政,大幅度降低楼面成本。2009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3.2万亿,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1.4万亿,占比为44%。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是楼面成本的主体,目前一线城市高层商品房的楼面成本每平方米均在万元以上,郑州市城区内也已超过了四千元。如果土地出让金由中央和地方科学分成,就能降低地方政府的“炒地”热情,从而有效地降低楼面成本。
其次是征收土地增值税。目前国家已全面清收清缴,这对开发商高价暴利的敛财心态将起到遏制作用。
再次是对购买三套以上的投资住房征收高额所得税和物业税。第一套房可以作为基本住房,第二套房可以理解为改善住房,第三套房应定性为投资住房。据估计,一线城市50%以上的现房掌握在炒家手中,成为房价飚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承认,通胀预期和投资渠道狭窄造成了资产泡沫,但以“炒作”心态投资房产,影响了社会稳定,这种“投机”行为理应被抑制。目前,对仅有一套基本住房的普通百姓征收物业税实属是给中央添乱,购买第二套改善住房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拥有大笔财富的炒家而言,仅仅收紧房贷无济于楼市降温,有效的办法是对第三套以上的投资住房征收高额所得税和物业税。
最后是在刚性需求得到缓解的同时,加大力度加速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理顺小产权房的“事实产权”,特别是对实体产业员工出笼第一套住房的专项优惠政策。
目前,沿海地区的部分实体产业正在加速向中西部转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资源与市场因素外,用工成本和员工无法安居乐业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河南用工成本已经不低,政府应该提前考虑实体产业员工的安居乐业问题,避免重蹈他人覆辙。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才问题,人才留不下来,产业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作者为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本栏目编辑 王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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